内容摘要：本文对广东“十一五”期间宏观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两个环节以及三大需求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成因进行剖析判断，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  三大需求

　　2010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013.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达12.4%，经济总量连续二十二年居全国第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明显，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消费率过低等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看，收入分配的起点是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省外）的要素收入净额便形成了国民总收入，构成了居民、企业、政府各机构部门初次分配收入格局。再通过经常转移收支调节，最终形成可支配总收入。各机构部门依据再分配所得的可支配总收入进行消费和投资，余额为净金融投资。当前经济处于需求约束型阶段，三大需求决定了经济总量,收入分配受制于经济总量的大小，三大需求与收入分配共同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十一五”期间的相关情况看，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比重、消费率都出现缓慢回升的势头。
　　一、广东收入分配和三大需求特点
　　（一）初次分配呈现“一转一平一升”的特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广东初次分配格局呈现出居民占比不断下降、企业和政府占比持续上升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在“十一五”期间得到了转变。总量上，初次分配总收入由2005年的22366.54亿元到2010年的45560.07亿元，“十一五”期间居民、企业、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均大幅提升，它们分别增长14.1%、15.5%、18.7%。构成上，2010年居民、企业、政府三者初次分配比例为49.5:32.9:17.6 (见表1)，三者分配呈现：
　　1、居民初次分配占比扭转下降趋势。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1995年为61.3%，至2010年下降了11.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08年为最低仅49.0%，随着“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等政策措施的落实，这种下降趋势在2009、2010年已得到控制和扭转，所占比重连续两年有所提高，2010年比2008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在遭受金融风暴等冲击，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效令人振奋。
　　2、企业初次分配占比基本持平。2005年，初次分配中企业占比达到32.6%，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34.0%，到2010年为32.9%，比2005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占比近年出现下降主要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降，2008年企业占比为32.0%，为“十一五”期间最低的年份。
   3、政府初次分配占比提高。2005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15.3%，2010年提高到17.6%，提升了2.3个百分点。五年间，生产税的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不断增强。

表1   2005-2010年广东总收入中居民、企业、政府分配情况
　

　　（二）再分配呈现“一稳一降一升”的特征。
　　居民、企业、政府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基础上，通过经常转移形式形成可支配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由2005年的23075.06亿元到2010年的46164.37亿元。“十一五”期间三者分配比例变动相对不大，呈现“居民稳、企业降、政府升”的局面，整体格局基本稳定。2005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在再分配领域的比重为48.5：28.6：22.8，到2010年调整为47.5：27.9：24.6，居民占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企业占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政府占比则提升了1.8个百分点。特别是2008年以来居民占比相对稳定略有上升;政府占比上升反映出政府在经常转移过程中，其收入来源的所得税规模不断扩大，但政府对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支出规模未能同步推进，从而导致政府占比出现提升。
　　政府占比的提升也反映在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上，从2005年的8.1%(见表2)上升到2010年的9.9%，提升了1.8个百分点，年均提升了0.4个百分点，国税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12.7%提升到2010年的14.8%，提升了2.1个百分点，年均提升了0.4个百分点，广东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表2  广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单位：%
　

　　　　                                   注：国税数据取自广东国税网站。

　　（三）三大需求呈现“双上升一下降”的特征。
　　三大需求包括消费（最终消费）、投资（资本形成）和净流出，2010年广东的消费、投资、净流出总量分别为22480.91亿元、17706.61亿元、5825.54 亿元(见表3)。合理的消费率和投资率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2005年广东消费、投资、净流出比例为50.8:36.5:12.7，三者贡献率分别为43.0%、30.2％、26.8％,经济拉动率分别为6.1％、4.3%、3.8％，到2010年三者比例为48.9:38.5:12.7，三者贡献率分别为53.5%、46.2%和0.2%，经济拉动率分别为6.7%、5.8%和接近零。“十一五”期间，广东消费率改变了以往持续下降趋势，出现了逐年上升的势头，而投资率则处于局部上升通道，支撑经济快速回升，净流出拉动减弱，广东内源性经济推动力日益加强。
　　1、消费呈“从下降到上升”走势。“十一五”期间消费率表现由降到升趋势，消费率从2005年的50.8%降至2008年的46.7%的低水平，随后出现逐年上升的势头，至2010年达48.9%，改变了以往持续下降的态势。横向对比来看，广东整体消费率依然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对改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很大益处。

表3   2005-2010年广东三大需求的比重、贡献率和拉动率

　　　　注：贡献率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量与GDP增量之比。

　　2、投资呈“从下降到上升”走势。“十一五”时期，我省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从原有工业先行、政府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服务型拉动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面临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从2005年至2008年，我省投资率显现下降趋势，从36.5%下降为33.3%,2009年国际金融海啸，为力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投资率迅速反弹，2010年达到38.5%，超过2005年2.0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也从30.2%提高到46.2%。
　　3、净流出呈“从上升到下降”走势。净流出比重表现从升到降的过程，对经济的贡献率出现大幅度回落。金融危机后，其贡献率出现大幅下降，2009年一度达到-45.2%，成为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这也形成了倒逼机制，对调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当前收入分配和三大需求的判断
　　当前收入分配的变化，与广东当前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关。
　　（一）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但其增速并不低。
　　与发达国家比较，我省初次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国外初次分配居民收入占比总体在65%以上。虽然初次分配居民收入占比呈现下降，但2006年至2010年的增速分别为15.0%、17.2%、9.9%、11.3%、17.4%，增长并不慢,五年间接近翻了一番。
　　（二）从国际比较看，我省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动符合国际规律。
　　国际经验表明：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演进时，居民收入占比转为迅速下降，在发达阶段处于相对稳定。如韩国1975-200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由78％降至65%,我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由2005年的48.5%降为2010年的47.5%符合国际发展变化规律（见表4）。

表4   韩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
　　　　　　　　　　　　　　　　　　　　　　　　　　　　　　　　单位：%

　　（三）消费率、投资率的变动与世界的一般规律一致。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投资率变动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过程；在工业化结束或经济进入发达阶段之后，投资率将趋于相对稳定状态, 整个过程类似一条平缓的“倒U”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U”型曲线，广东的投资率在1993年高点以后处于趋势下降过程,消费率还在寻找“U”型低点阶段。世界银行1990-2008年的数据表明（见表5），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每年投资率的曲线轨迹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运行态势，投资率相对较高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广东2010年人均GDP为6608美元，位于中等收入国家之上水平，广东已在1993年人均GDP为883美元时达到最高投资率，与世界一般规律一致。

表5　1990-2008世界部份国家及地区投资率
　　　　　　　　　　　　　　　　　　　　　　　　　　　　　　　　　　单位：％
　

　　（四）出口拉动难以为继。
　　从国际经验看，长期而言进出口应该是基本均衡的，否则会引起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广东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给资源环境带来挑战，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动力。
　　三、当前收入分配和三大需求存在的问题
　　（一）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其增长不及GDP的增长。
　　1979-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为7.1%，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为7.0%，而同期人均GDP的增长为11.0%，它们分别相差3.9、4.0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过慢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为7.6%，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为8.3%，而同期人均GDP的增长为9.8%，它们之间的增速差异得到进一步缩小，但仍然赶不上GDP的增长。
　　（二）收入分配不合理引致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
　　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份额的变动与消费率密切相关，1996-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份额的变动趋势与消费率变动趋势有十年相一致，特别是2005年以来，除2010年外，其他年份均是一致的。居民的消费由可支配收入决定，收入分配不合理必然导致消费投资结构的不合理。
　　（三）收入差距过大将引致社会不和谐。
　　“十一五”期间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在21个地区中最高人均GDP是最低的6倍以上，地区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企业利润所占比重过大容易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拥有资本的所有者不仅在初次分配中得到劳动报酬，而且拥有企业利润支配权，这加剧贫富分化的鸿沟，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消费率过低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十一五”期间消费率平均水平在50%以下，明显低于国际水平，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导致生产能力的闲置或过分依赖出口，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出现。
　　四、几点建议
　　2010年，广东人均GDP已接近7000美元，非珠三角地区刚进入3000美元关口，面临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放缓以至停滞的危险。因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正确处理“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距、稳步提高消费率等一系列措施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经常转移规模。最近几年，为弥补历史欠账，整体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资金投入实现了快速提升，但由于发展阶段和历史遗留等原因，社会保障水平尚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政府经常转移的规模还有很大潜力。相对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既削弱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大经常转移规模，优化当前居民所得税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供给水平，应成为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二）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当前，“双转移”工作处于攻坚阶段，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依然漫长，如何巩固已有成果，把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向更深领域、更高层次，化解当前转型升级带来经济放缓的阵痛，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作为未来经济重心所在的现代服务业，近期无论增速还是占GDP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因此，继续加大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工业拉动型向服务业拉动型转换。
　　（三）以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稳步提升消费水平。根据已有发展经验，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一般都会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四个发展阶段。我省已处于投资导向全面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转换阶段。加大科技投入，以技术创新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伴随创新活动开展，消费水平必将随之提高，消费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实现经济向富裕导向转型。
　　（四）针对各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有保有压，维持投资率在适度水平。当前我省地区差异系数仍然处于高位，珠三角地区已全面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非珠三角地区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前行。鉴于各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应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推进珠三角有条件地区向成熟消费的发展阶段转换。而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尚需维持一定的投资率，是全面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要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安排，适当向非珠三角地区倾斜，扩大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以“做大蛋糕”。
　　
　　
　　　
　　
　　
　　
　　
　　
　　　　　　　　　                                          　　供稿单位：国民经济核算处
　　　　　　　　　　                                            撰    稿：刘智华  杨少浪
                                                                          李  华  贝燕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