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04中国经济增长论坛10月31日落下帷幕。然而，人们都不愿离去，因为，讲演者的观点还在我们的脑际回荡，对话者的声音还在这会场绕梁。这是一个课堂，我们每个人在为之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从中颇多收获。这是一个磁场，取向焦点热点，凝聚观念智慧，激励我们思考，诱发我们共鸣。
    我们不愿离去，因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许久没有见过的朋友，又结识了许多一见如故的知音。在这个会场，我们有过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也有过针锋相对的对话；有自我主张的宣扬，也有共同观点的激荡。我们启发朋友，又被朋友启发。我们希望，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
    我们不愿离去，因为，苏州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印记，太多的震撼。深厚的文化传承，美仑美奂的园林景观，给我们以自豪；而神话般的经济增长，“绿色苏州、速度苏州、天堂苏州”的宣言，更给了我们信心。苏州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苏州辉煌，是中国辉煌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个篇章。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这一故事，感受这一辉煌。
    然而，既然是一次聚会，终有结束的时候；既然是一种缘份，还会有聚首的时刻。何况，在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论坛结束之后，还有2005年的论坛，2006年的论坛……
    如果说用几个词汇对这次论坛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精彩、共识、思考。
   

    这是一个精彩的论坛
    论坛的精彩首先表现在嘉宾如云、群贤毕至。出席这次论坛的不仅有江苏省省长梁保华，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副局长邱晓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苏州市副市长汪国兴等高级官员；而且有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等海外嘉宾；还有许多企业领袖、经济学家，以及外国驻华机构的代表，新闻界的朋友。
    论坛的精彩也表现在讲演者的观点，对话者的交锋。可以说，这既是一次政府官员与企业领袖的精神对话，又是一次宏观与微观并行的脑力激荡，更是一次放眼全球、前瞻未来的思想盛筵。

    这是一个共识的论坛
    两天的交流，两天的争论，让我们少了许多歧见，增添了许多共识。
    第一个共识是宏观调控是正确的选择。正如李德水局长、苏宁副行长以及其它讲演者指出的，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猛、煤电油运过紧、价格上涨过快、耕地占用过滥等问题进一步显现出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缓解，而任其发展下去，可持续发展就有可能受到限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有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情景下，宏观调控可谓不得不为的必然选择。回想起来，曾有不少对宏观调控的误解和怀疑。但宏观调控几个月以来的成效，让我们认识到了宏观调控决策的及时和必要。实际上，即使在宏观调控的环境下，今年1-9月，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9.5%的增长速度。试想，如果没有宏观调控，我们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有多高？经济关系可能会有何等紧张？我们又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平稳发展的局面？
    第二个共识是宏观调控已见到显著成效。对此，梁保华省长、苏宁副行长、国家发改委韩永文司长等都进行了很好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薄弱环节得到了加强。换句话说，就是经济运行中该降温的部分已经开始降温，该升温的环节正在升温。
宏观调控所以能见得成效，李德水局长、唐双宁副主席进行了很好地概括。这就是：一是见事早。这次宏观调控，不是在经济出现过热时才开始，而是在经济运行出现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时，就有应对。二是方式新。调控聚集“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和过去的调控比较，市场化特征更为明显。三是针对性强。调控措施主要针对部分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针对部分地区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针对农业、交通、电力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四是震动小。因为不搞一刀切，采取“点刹车”，既有效地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又避免了可能的经济下滑和社会震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宏观调控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同，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大成果。在本届论坛的38位发言者中，有29位的讲演涉及到了宏观调控，而其中认为宏观调控十分必要而且卓有成效的就有23位。
    第三个共识是宏观调控的任务仍然很繁重。如前所述，与会者都充分肯定宏观调控的成果，但同时，也有不少讲演者强调，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阶段性的，宏观调控的任务还很繁重。
其一，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粮食生产虽有重要转机，但粮食供求总量和结构矛盾仍然存在。虽然各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局面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回落，但基础还不牢固。
其二，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不良后果开始显现，企业成产品库存和应收账款增加；而由于信贷控制，一些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紧张。另外，由于强调土地资源管理和保护居民利益，前一时期乱占滥用耕地和违法违规拆迁引发的矛盾也不断浮出水面。
其三，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投资盲目扩张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几个月或者一两年所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大的努力。
    第四个共识是宏观调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是一只“有形的手”，在“有形的手”发挥功用的同时，如何发挥市场这一只“无形的手”的作用，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课题。胡祖六先生、孙红伟先生在他们的讲演中多次强调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形的手”，也需要“无形的手”，所不同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重点、不同的力度和不同的政策取向，没有哪一手“淡出”的问题，只是两只手如何协调作用的问题。
而目前的宏观调控，还不能说大功告成，我们还要继续巩固成果，防止反弹，还要继续完善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当然，我们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办法，提高调控的灵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构筑政策的长效机制。
    第五个共识是我们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关于此，国务院参事牛文元从中国的人均资源与世界人均资源的比较、二氧化碳的排放程度、能源利用效率等出发，阐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牛先生讲，我们的财富积累的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我们应当不断求取财富，但不要依赖向后代借用、更不能以掠夺后代人的财富为代价来创造当代的财富。
    按照现行的增长模式走下去，不仅中国的资源难以支撑，世界的资源也难以支撑。我们已经遭遇增长的“天花板”，我们必须选择新的增长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六个共识是必须高度重视消费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唐双宁副主席讲，产业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总量与结构的矛盾中，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总量不合理，结构肯定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总量也难以合理，既使暂时合理也难以持久；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合理。
    然而，中国的结构问题不仅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而且表现在区域结构、需求结构等方方面面。特别地，在需求结构方面，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很难想象，如果让这种势头持续下去，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靠投资，可以靠出口。然而，中国的出口不可能永远保持目前的增长格局，温州鞋遭遇焚毁等事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从需求层面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是促进国内消费。我们应当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并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扩大内需的重点由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实际上，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
    第七个共识是必须继续关注制造业。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制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制造业的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关注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否则，我们就要冒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的风险。当然，制造业的档次也需要提升，我们需要建立制造业自己的核心能力，创造自己独有的品牌，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安全和竞争力。
    第八个共识是必须培养和保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对话中，大家谈到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极端重要性。的确，对中国而言，企业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企业家精神不是很强壮，而是很幼稚。我们需要以极大的努力培养和保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日本NPP DOCOMOG顾问大星公二先生在讲演中很好地阐述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产业升级、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财富。政府应该关注这一点，社会各方面都应关注这一点。
    第九个共识是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碰撞和融合。在去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论坛上，我曾经讲到，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中国人并没有作好准备。现在看来，国际社会也没有作好准备。然而，正如拉莫斯先生指出的，中国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也许，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的贸易格局资本成本、能源平衡产生影响。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秉承合作的精神，来处理竞争的关系。
    特别地，我们必须注意到，相对而言，中国过去的成功还比较顺利，但后面的道路会越来越艰难。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进程将是漫长的，痛苦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盲目自满，人均GDP一千美元还不是自满的资本。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有良好的心态。

    这是一个思考的论坛
    发言者的观点诱发了大家的思考，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需要进一步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结构方面的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一些行业和部门扩张过快、投资过大，导致经济运行环境绷得过紧；另一方面，则是还有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行业偏冷，比如农业、西部地区以及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还很不够，发展还比较滞后。因此，如何区别对待，如何在抑制过热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薄弱环节很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能否认，钢铁、水泥、电解铝以及房地产的过快增长，有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以及消费升级方面的原因。但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仍在起作用，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还远未到位。还有，适应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所有这些要求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调整和改革的互动机制。
    第三个问题是增长方式方面的问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种写照。粗放经营、管理落后、效益低下还很普通；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技术、落后设备和落后企业的生存空间并没有完全挤压。因此，如何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第四个问题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投资偏热，消费偏冷，两者的结构和比例极不平衡。在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情况下，如果再扩大投资规模，投资在一两年后就有可能成为过剩的生产能力。然而，在现阶段，消费一时还上来，投资仍然是增长的主要支撑。如此，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成了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调控手段方面的问题。不能否认，这轮调控的市场化色彩浓厚，但行政的手段也较浓厚，尽管是不得已为之，但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市场的声音，少一些行政的手段。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格局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本土企业的增长预期，只有市场手段还难以面对。正确的选择也许还是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组合，如此，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如何减少损失又让我们很费思考。
    第六个问题是调控政策取向方面的问题。遏制经济过热，调控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以调控产业增长格局为基础。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控制工业过快增长，稳定农业增长，加快服务业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但目前，工业增长仍然是GDP增长的主要支撑，服务业的增速在短期内还难以大幅上升，为了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大落，还要让工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这二者之间如何均衡，特别地，如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很需要我们思考。
    第七个问题是利益均衡、协调方面的问题。现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比过去更加明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企业界和学术界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很多不同的看法背后都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起作用。如何均衡各方利益？做到既维护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又兼顾不同的利益群体，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面对国际资源争夺日趋激烈，国际金融经济风险有增无减，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忧患意识、更多的危机意识。当然，我们也应该在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对全球化有贡献。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会议总结时用李德水局长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是对这次论坛主题最好的诠释：我们不仅要有发展的热情，更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伟大实践，也在我们科学发展观上了生动的一课，历史将会证明这次宏观调控是中国人民向现代化进军长征路上喝了一杯清醒剂，调整一下跑步方式，加了一次油，一句话——宏观调控正在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更加健康平稳的发展道路。

    作者：郑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