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了两国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风风雨雨，在并非平坦的前进道路上走出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中美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经济大国的经贸交往符合我国政府制订的“大国是关键”的外交发展战略，有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和稳定发展，并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迅猛增长，总体发展态势较好。2003年，两国贸易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比中国加入WTO前的2001年增长近60%，中国还超过日本成为美第三大贸易伙伴。我国对美贸易依存度稳中有降，美对我国贸易依存度上升较快；美对华合同投资亦保持增长势头；双方在多边贸易框架下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经贸关系被赋予新的内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合作范围逐渐扩大的同时贸易摩擦亦日益增多。美国强化了监督中国执行WTO承诺情况和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竭力修改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相关条款，并寻求多边领域合作以加紧遏制中国。新形势对我国开展对美经贸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新特点
                               
    2004年以来，受两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双重推动，中美双边贸易额继续稳步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1月-9月，中美贸易总额1222.28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885.06亿美元，自美进口337.2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4.4%、34.3%和34.7%。据美商务部统计，同期美对华贸易额为1653.98亿美元，出口255.45亿美元，进口1398.5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9.6%、34.7%和28.7%。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令人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美对华贸易限制趋势加强、美对我落实加入WTO协议问题不断施压，以及在美大选年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明显。
                               
    (一)修改立法，限制中国扩大出口动机更加明显。2004年以来，美国钢铁、纺织、家具、半导体、印刷等制造业部门在推动对华采取贸易限制和制裁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提出限制废钢出口、延迟WTO纺织品与服装配额取消时间、降低反倾销和特保措施调查要件等建议。例如，美纺织制造商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加强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其今后仅基于中国出口纺织品与服装存在扰乱美国市场的“损害威胁”单项理由，便引发对中国输美纺织品与服装设限。截至目前美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纺织业全国委员会、全国纺织业协会及工会组织UNITE   HERE向美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提起了针对中国毛裤、棉裤、针织棉衬衫、人造纤维织物、精梳棉纱等在内的9起保障措施调查申请，CITA已受理其中7起。美参众两院正在加紧讨论修改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税的法案。从美国政府方面看，美商务部正准备在反倾销调查中取消给予中国企业平均税率或设立更为苛刻的单独税率申请条件，限制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提出在个案基础上获得合理低税率的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正在考虑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与萨德.科切伦于2004年5月共同提出的一项立法，即：取消美进口商从中国及其它国家新出口商进口产品时只需提供担保的做法，改以预付保证金，以减少进口商规避缴纳反倾销税的现象，解决应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而未征收到的约为1.03亿美元的反倾销税问题。
                               
    (二)加大拨款并增设中国事务处理机构。为加强对华贸易政策工作，美国会通过《2004年综合拨款法》，专门向美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增加拨款。美国商务部和贸易谈判办公室分别增设了中国办公室和单独的中国处，其核心就是严密监督中国执行WTO承诺情况和掌握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保持谈判压力，制订贸易限制或制裁措施。美国对中国集成电路芯片提起的WTO争端案以及酝酿中伺机提出的知识产权争端案等都会阻碍中美贸易的顺利和正常发展。
                               
    (三)寻求多边合作以限制和打压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但通过双边途径的施压，还加强了在多边领域与WTO成员的合作，联合对中国采取行动。如近期要求对WTO中国过渡审议机制进行修改，要求中国对贸易伙伴2004年问题提供书面答复就是明显﹁例。2004年6月15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公布了向美国会提交的有关美中关系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影响的2004年度报告，建议如果中国继续阻挠WTO过渡审议机制执行，美国政府应与欧盟、日本及其它主要贸易伙伴合作制订一个单独统一的年度报告，衡量中国执行上述审议机制进展状况并协调行动计划。此外，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最近通过了2005财政年度国防部授权法案(H.R.4200)，其中新增加了几条旨在限制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敏感的军民两用产品的条款。美议员还提出在今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要考虑中国可能从中获益的问题，明确反对美国与中美洲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允许中美洲国家使用来自第三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纺织纤维制成服装后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条款。
                               
    (四)加紧向东亚和中亚地区渗透。最近美国与5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IFA)；在东盟，美国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也签订了TIFA，作为实现其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先期行动步骤；美国还准备与台湾就是否重新启动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TIFA)谈判举行正式磋商。
                               
    我国对美国经贸关系发展新思路：主动应对；制定优先日程；改变由上至下的政府行为；向实现贸易与宏观经济政策双向协调并进；加强JCCT作用；以平常心看待中美贸易争端；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合作。
                               
    新思路
                              
    首先，必须改变对美工作中总是被动应对的局面。对美工作要做好，前提是防范和应对美方可能提出的贸易问题。应积极调动国内各方资源，通过定期听证会或其它交流方式，及时发现我方需要对方解决的问题，并根据问题大小归类，分清轻重缓急，列出清单。同时还应设立专门处理对美业务的谈判机构和负责监督进展情况与问题的机构。要充分发挥对美经贸工作小组的作用，加强协调与交流，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鉴于美国方面为处理同中国的贸易事务已增设机构和人员配备，我方也应加强机构建设和人员扩编，以适应双边经贸发展中不断增多的新情况、新问题。
                               
    其次，每年应制定一个对美贸易优先日程，确立战略目标，按计划行事。同时，为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可考虑每年初发布一个《美国市场行动计划报告》，评估美国经济运行趋势、当年经济与贸易政策影响，具体到产业部门的中美合作领域及潜力等，用于指导实践工作。
                              
    三、在宏观政策制订方面应改变从上至下的政府行为方式，包括在签署政府间协定前多收集和听取企业反馈意见，发挥企业主观能动作用。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商务工作而言，企业就是“人”，只有坚持从企业需求和维护企业利益出发，在听取企业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制订我国经贸政策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政府部门与国内企业应建立起长期性的互动交流机制，及时把握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遇到的问题。继续加强由管理向服务的职能转换，进一步明确政府指导和企业监督是相互培养的过程。
                               
    四、对美经贸工作应从对外谈判和交涉为主逐步转向加强内部预防。美国有严密的国内法律体系支持，因此在对外谈判中动辄以贸易伙伴违反了其国内法某条某款为依据，“理直气壮”地提出制裁和限制措施。我国政府应完善以《对外贸易法》为基础的有关管理法律法规，在遵守WTO原则基础上出台一些维护我国利益的法案，留有余地，可供情况变化而修改。随着中国服务业开放步伐加快，美国大跨国公司将更多涉足中国服务业竞争。由于他们拥有成熟的经验，为防止形成垄断或利用我国法律空档损害我国经济利益，及早制订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尤为必要。
                               
    五、对美商务工作要转变思维方式。过去，凡事参照拟定口径，商务工作程序化，缺乏探讨与创新。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应鼓励国内形成一种讨论的风气，多听不同意见和建议。
                               
    六、今后对美商务工作重心应从偏重贸易政策向实现贸易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双向协调并进。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于将一些纯粹的贸易问题与经济政策挂钩，以达到多方触发制裁或实施限制措施的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典型一例。因此，商务工作中加强中美双方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机制，将有助于推动解决一些贸易问题，避免将矛盾激化。
                               
    七、进一步加强我方在中美商贸联委会机制(JCCT)中的作用。 
    JCCT作为中美间解决经贸问题的双边渠道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机制下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失衡的。长期以来，联委会的作用似乎主要是替美国解决问题的场所。从谈判条件看，我方提出的问题显然偏大，内容相对空泛，而且谈成与否，谈成多少也没有太多压力，不需对国内企业有所交代。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曾指出，由于中国各部委协调能力差，部门行业利益众口难调，美国对中国解决美方提出的各种贸易问题的能力表示怀疑，建议提高级别，中方最好由国务委员牵头。目前JCCT已经升级，如果继续以往做法，势必为美国所利用。我方应成立一个 
    JCCT辅助研究机构，吸收国内企业和学术机构人员，专门为每年的联委会收集信息、搞调查研究、提具体建议、建立完善的数据库，掌握具体的数字支撑我方论点。在这点上美国做得很好，问题的背后都有企业提供的具体数据和建议。
                               
    八、以平常心看待中美间WTO贸易争端。过去中国不是WTO成员，中美贸易纠纷仅限于双边领域。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无论从产业界、政府和国会都在各种场合散布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多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向中国施压的言论。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2002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曾指出，中国同样可以利用WTO多边场所与美国斗争。因此，对于WTO争端案，不应害怕立案就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谈判队伍，包括精通英语的专业律师、成本核算师和会计师以及谙熟谈判技巧人员。另一方面要善于找出美方不公平贸易做法，多使用WTO机制保护我国自身经济利益，也给美方制造一些紧张气氛和压力。
                               
    九、要及早认真研究如何加强中美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中美服务贸易领域合作非常重要，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服务贸易是中国市场开放必然趋势下两国经贸交往的新亮点；其二，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消除美对华贸易逆差指责的有力支撑点。过去中美贸易发展主要在货物贸易上，服务贸易额少，美国总是抓住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大作文章，甚至以制裁相要挟。贸易逆差是由双方经济和贸易结构决定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由经济规律所决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我国派赴美经贸采购团的做法并非上策。虽然派经贸采购团有其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仅靠一两次的采购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且美国的作法一贯是我行我素，不会因为购买了其飞机、小麦就息事宁人。另一方面，美在全球服务业领域贸易顺差优势明显，如果认真研究中美服务贸易合作这一新领域，既履行了我国加入WTO市场开放的承诺，又可在获取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缩减两国贸易不平衡状况。
    作者：王有莉 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