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邱晓华

 （2005年8月13日）

 同志们：

 　　很高兴有机会到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参加三角洲统计年鉴工作座谈会。主要谈三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三角洲统计年鉴编辑工作；二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三是关于统计改革与发展。

 　　一、关于三角洲统计年鉴编辑工作

 　　三角洲是我国经济三个增长极中的两极，国土面积虽然不足全国的2%，人口不足全国的10%，但他们创造的GDP接近全国的30%，创造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60%多。这表明两个三角洲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内外都很关注的焦点。

 　　作为统计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把大家所关注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信息收集起来，汇总起来，编辑出版，提供给关心这一地区发展的读者，提供给有关领导，有关的研究机构。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义务。

 　　统计工作唯有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才能有活力，才能有新的成长空间。如果我们不顾社会的需求，埋头只干自己的事，我们统计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三角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成为大家都希望了解的一块乐土，我们就非常有必要把它的统计工作做好。编辑好《三角洲统计年鉴》不仅是统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社会各界的期待，我们应当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前年，就开始着手组织了这方面的工作，不仅编辑了两期《三角洲统计年鉴》，还在广州专门开了一个三角洲经济发展论坛，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次座谈会就是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来研究怎么更好地编辑《三角洲统计年鉴》，提高统计资料的科学性、系统性、时效性，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

 　　搞好年鉴编辑工作，首先要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只有站在严谨、认真的立场上，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对得起我们的职业，才能向社会各界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因此，我希望两个三角洲统计系统的同志们要认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部署，抓紧时间，保证质量，努力编好这本年鉴。其次要精心设计，密切配合，加强协调。由于三角洲年鉴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希望身处三角洲统计局的同志们要积极支持，密切配合，国际中心要搞好协调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二、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

 　　看经济形势，有必要从一个大的背景来做全方位的审视。我们常说，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并且可以抓住、可以充分利用的战略机遇期。这是说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正处在一个向3000美元和更高水平跨越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有着很好的发展机遇，同样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的挑战。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完善的过程。

 　　首先是“一个中心”。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战场上来，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伴随着这一重要转移，我们实现了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

 　　其次是“两个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也进一步深化，提出在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围绕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三是“三个文明”。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党和政府针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提出了又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或者说放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面来抓。这是基于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需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方面进一步地完善和改进我们的工作而提出的一项举措。

 　　第四是“四个尊重”。即“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四个尊重”，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就是要把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的全面发展上面来。“四个尊重”其实都是围绕着对人的尊重而展开的。这是因为党和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还是政治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满足人的全面发展而进行的。这样才能够把握发展的真谛，才能够不偏离发展的实质。

 　　第五是“五个统筹”。去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和政府又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实质上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这标志着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对党的执政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全面提升，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由过去的非均衡发展转到了现在的均衡发展；由过去的更加注重经济方面的发展，转到更加注重社会的发展，或者说把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

 　　第六是“六大特征”。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又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即建设以：“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和谐社会。

 　　通过回顾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大政方针的深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助于全面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三个趋势值得大家来关注。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趋势，正在成为我国当前和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虽然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2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而且围绕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讲，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走的还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

 　　但事实教育了我们，现实警示着我们，继续走粗放型发展道路，我们将难以为继。进入新世纪，当我国经济再次提速时，人们发现我国经济遇到新的矛盾，既有需求方面的约束，但更多的表现出资源方面的约束。所以在许多发达地区普遍感到的就是土地、资源、水和人才方面的严重约束。

 　　我国消耗了全球近8%的石油，消耗了全球近30%的钢材，消耗了全球近1/3的煤炭，消耗了全球接近45%的水泥。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日本，也超过了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欧洲发达国家。到去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4亿千瓦，接近美国的一半，但我国创造的物质财富只相当于美国的1/8，日本的1/3，占世界总量不足5%。

 　　虽然这里可能存在货币之间不完全可比较的问题，即汇率折算问题，但是即使剔除这样一个因素，也可以看到我国在投入产出、资源消耗与经济财富创造方面存在的差距。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即使我们把全球资源都拿到中国消费，也难以满足这种需求。

 　　土地资源紧缺。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只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4。沿海发达地区已普遍感到土地资源的紧张。

 　　水资源同样紧缺。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缺水。我国人均淡水资源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世界人均淡水资源的最低保障线是1700立方米，我们离这个最低保障线已经越来越近了。如果继续走这种掠夺式的发展道路，走粗放型的增长道路，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土地资源、淡水资源和其他资源方面就难以为继。

 　　石油资源也趋于紧张。去年我国生产原油1.75亿吨，进口石油是1.2亿吨，进口成品油近3800万吨。折算成原油，去年我国差不多消耗原油3亿多吨。美国去年消耗石油10亿吨，我国相当于它的近1/3。但从GDP来比较，美国有11万亿美元的GDP，我国按13.7万亿人民币计算也就1.65万亿美元，差距非常明显。现在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世界还有多少石油资源可以出口到我国，供我们消费，这是很不确定的。

 　　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正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谁对这个趋势认识比较深刻，谁就把握住了发展的主动权；谁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更加主动，谁就赢得了发展的先机。同样，谁在这方面稍有懈怠，他就会越走越被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大趋势，是我国要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十一五”计划要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大趋势。

 　　核心就是前面讲的“以人为本”，就是要着力解决影响人的全面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

 　　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满足人的其它方面的需求，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包括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思想、道德的综合素质，解决涉及人的各方面的矛盾，是当前和今后党和政府经济工作一个重要的立足点，也是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围绕着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更多的举措。同样，针对人们对宗教、民主、人权这方面新的需求，需要党和政府采取更多的举措，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调节这方面的需求，这应当是今后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一句话，就是要把经济工作由过去离开人的全面发展转到紧密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来进行。在这方面的认识如何，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这方面的矛盾化解得怎么样，将日益成为我国或各个地区在新阶段能否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关键环节。

 　　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趋势。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又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是长期过程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体。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那么，为什么现阶段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主要方面来强调，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还是我们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都有许多不和谐的矛盾出现，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不和谐的方面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甚至也有可能中断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所以，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提出来，就是针对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矛盾突显期的现实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

 　　上述三大趋势是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党和政府的许多方针政策都将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谋划、来调整、来完善，各方面的工作也将重点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只有把握住这三大趋势并努力做好这三方面工作，我们才能够真正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才能够真正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实现这三大趋势的各项任务上，我们也应清醒地注意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把它概括为“两个缺失、三重约束”。

 　　“两个缺失”：第一个是缺失和谐社会的构建机制。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设想，也正在成为我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确实还严重缺失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体制和机制。

 　　一方面，如前所说，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身就有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完善和不断建设的过程。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长期的，绝对的，所以本身就有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原有的利益关系之后，我们并没有相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一个越来越市场化、国际化的新的利益调节机制。

 　　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缺失，比如说收入分配。去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也就是亮起了不说是红灯，至少是黄灯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从基尼系数角度来说，0.458就是说明问题的一个标志。大家都知道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指标，0.2以下是公平，0.2-0.4是相对公平，0.4-0.6是比较不公平，0.6以上很不公平，通常把0.4作为一个警界点。我国2000年就接近0.4，2001年越过0.4，去年0.458，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比较不公平阶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显得格外耀眼，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另一方面国人对发展成果分配的不满意度也在快速提升。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还缺乏有效的办法。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希望回到吃大锅饭那种传统的道路上去。显然，如果回到那种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此路不行。但任其发展，显然也无法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亟需运用新的思维，适应新的形势，采取新的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日益严重不公的矛盾，而这方面我们还缺乏有效的办法。

 　　这只是说的收入分配，农民问题同样如此。如何维护农民的权益，增加农民的收入，难度很大，问题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如此。特别是我们不熟悉的宗教、民主、人权等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些矛盾。当人们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对宗教的需求，对民主的需求，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迅速地强化起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进行有效调节，满足合理需求，社会才能够和谐，这是被很多国家发展实践所证明的一个道理。我们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要建设高度民主、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回避不了宗教问题，回避不了民主问题，回避不了人权问题。但是，在这些方面，如果采取的办法不当，就可能走向一个错误的轨道，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很缺乏经验，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很多同志的心目中间，基本上没有把它摆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而恰恰只有成功地解决宗教、民主、人权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的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实现一个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社会，向一个更多的发挥民众自身作用的社会转变过程中，或者说，在由政府主导一切的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新的利益调节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不可回避的。而中间民主、人权、宗教这些我们原来不熟悉的，但是越来越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突出矛盾，是我们还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这方面的缺失必将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安定，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而社会不和谐，又必然就会影响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走西方的路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也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道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走不通，是一条灾难性的死路。我们只有走既充分地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又充分地兼顾我们自身的国情，吸收民族优良的传统精华，走相互借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的道路，才是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一句话，简单地走西方的路不行，同样地，走自己过去的那些老路，也不行。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走出一条新路，才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

 　　其实，我们党在这方面已经解决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以后，在政治、社会、其它方面，怎么来更好地解决相关的基本制度建设。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继续突破，继续完善。

 　　第二个缺失，就是缺失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机制。

 　　我们为什么重重复复走的是一条粗放的发展道路。除了我们的发展阶段，除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所引起的。

 　　比如对结构的优化，我们过去常常想到的、看到的调整结构是政府的行为。因此，每当谈结构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想做什么，要做什么，没有把结构调整看作是一个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双重作用的结果。传统体制下，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把结构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逐步把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说，这种认识没有错，但是这种认识还不全面，它只看到了一个方面。确实，有计划、按比例也好，宏观调控也好，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大的资源配置格局，是一个国家大的资源配置方式，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继续做好工作。问题是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够排斥另外一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市场的调节。只有首先建立在市场作用基础上面，宏观调控也好，有计划按比例也好，它的作用才能够见到实效。而我们恰恰常常把这两方面混为一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和优化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加上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及价格体系的失灵等，这可能是我们长期以来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好的主要原因，或者说为什么会出现结构调整越调越扭曲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看，那些所谓的长线，所谓的重复建设，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审批出来的，几乎都是。尽管这一轮经济大发展时期里面，钢铁热也好，其他什么热也好，似乎有一些市场作用，但是它背后更多还是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是由原来中央政府转为地方政府而已。总体而言，还是一个没有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结构是有层次的，这就是有宏观的结构，也有微观的结构，而宏观结构是建立在微观结构基础之上的。过去我们谈结构优化，谈结构调整，往往只看到宏观层面，看不到微观层面。所以在结构调整工作方面，许多调整措施落不到实处。因为它还是就宏观论宏观，没有深入到微观层面。而恰恰宏观结构的优化是建立在微观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所以没有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没有企业机制的合理，也不可能有宏观结构的合理。而这点对我们国家来说更是重要，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缺乏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企业长期以来只生不死，尤其是国有企业结构很难优化，这是结构不合理的又一个症结所在。

 　　而之所以每每宏观调控之后，又一轮简单的投资，又一轮简单的扩张，结果造成结构新的失衡，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微观结构没有实现大的调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机制上面没有实现根本的突破。

 　　从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有繁荣的一面，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可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其隐忧的一面。这个隐忧的一面就是我们国家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缺乏自主创新的品牌、缺乏自主核心技术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长期忽视技术的自主创新，就容易导致中国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

 　　如果有人说我们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一个沙滩上的话，我认为这个沙滩指的就是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而这一点似乎还不为人们所深刻认识，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宏观方面的问题，看不到我们企业微观层面缺乏自主创新机制的问题。可以预期，当我们解决了商品数量不足的矛盾，当我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可能由相对较好转到相对严峻的时候，这方面的矛盾，这方面的压力、这方面的不足，可能就会迅速突出出来。

 　　说到底，国力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的比拼。当今主宰世界经济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而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成为主宰世界资源、世界财富、世界生产流通、世界技术各方面的主要力量。谁拥有的跨国公司多，谁就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而看我们中国，我们又有多少跨国公司，又拥有多少对世界资源、世界市场能起主导作用的大公司，没有。我们最大的海尔，年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但是海尔1000亿背后的许多弱点也是明显的。

 　　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格局，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发展机制，由于缺乏跨国公司的支撑，势必是一个基础不牢靠的经济，这一点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说中国经济悲观论的背后还有什么“合理”的一面的话，就是在这里；如果说经济发展有什么危险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

 　　我国没有国际化的企业，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知名的品牌，这是我们国家最突出的问题，而它的背后就是体制的问题、机制的问题。大家经常讲，中国人到了国外，就能够变得那么有创造力，那么有创新能力，为什么在国内，本土范围内就缺乏创造能力，缺乏创新能力。追根溯源，正是我们国家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还没有根本打破政府主导这样一个大的格局。特别是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缺乏较为严格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创新。

 　　当我们由政府主导的机制转变为民众自主的机制，当我们有了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的品牌创造能力，肯定就会比现在要好。

 　　“三重约束”：第一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源约束。能源、水、土地、重要的矿产资源，严重地约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想办法解决。

 　　第二个约束，是指国内需求的约束。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大的方面是由内需主导的，但是从具体的方面，外需越来越成为经济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去年11548亿美元的进出口，相当于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70%，对外依存度很高。今年前七个月，我们的外贸顺差接近5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5%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要没有外需这一块，经济增长率可能还不到6%。

 　　换句话说，就是我国经济依靠内需发展的基础还很不牢固，内需不足依然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首先是大量人口生活在低收入、低购买力的农村，国内消费不足，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突出方面。2004年，近60%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低购买力的农村，与城市消费相比相差十年以上。与此同时，城市里面又大量地派生了低收入的群体，2200万人生活在低保状态，1400万到1500万下岗失业人口。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估计至少在5000万，就是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人至少在5000万。这反过来又严重地制约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目前我国消费不旺，或者消费增长不到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而背后，主要是收入问题，当然也有消费环境问题，还有消费品供给结构问题。

 　　其次是投资问题。虽然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透过投资目前增长过快的背后，所看到的是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强烈，而非有自我约束力的民间投资。目前投资环境、融资渠道，制约民间投资的问题依然很突出。所以，一旦离开了政府，一旦离开了外资，一旦离开了银行的信贷，投资就可能迅速低迷。民间自主投资的能力不强，自主投资渠道不畅，市场准入限制依然过多等等方面的问题，其实是眼下表面投资增长过快背后掩盖的一个突出问题。

 　　因此，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内需不足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

 　　第三个是国际环境的约束。

 　　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中国的势力在明显地增强。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其他对中国怀有敌视心态的国家的一些人，骨子里面不希望中国崛起，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还是非常强烈的。每当国际上一些热点问题稍有缓解，这些人就把矛盾焦点对向中国。大家如果回过头去看，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有人曾这么说，苏联的解体和解体以后的动荡，一度帮助我们化解了六四以后的一些突出矛盾。伊拉克、阿富汗的问题，即所谓的反恐问题，分解了我们的压力。但随着前苏联地区、中东地区，局势逐步地趋于稳定，随着反恐形势的逐步平稳，可以预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只会更强，不会更弱。这种趋势，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不能麻木。可以这么说，石油价格之所以走得这么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背后带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有人曾说是“政治阴谋”。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之所以失败，也是一个信号。铁矿石之所以大幅度涨价，也是一个信号。小泉上台后的日本之所以这么强硬，背后其实也是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心理失衡，力图影响、遏制中国。所以，透过种种国际事件，可以看到，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长，这是从发达国家来看。

 　　第二，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对中国构成的竞争压力也在逐步增长。无论是印度，还是我们周边其他国家，还是俄罗斯，还是巴西、墨西哥，或是一些非洲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形成的竞争关系，也是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资源，在产品和市场方面的竞争压力不是减弱，而是进一步增强。

 　　第三，应当看到我们国家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台独、藏独、疆独问题，这些影响到国家统一的问题，也日趋突出，越来越国际化。虽然祖国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不容干涉，但是我们都清楚，台湾问题背后其实是中美问题、中日问题，或者说，是中国跟西方世界的问题。其它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不都是如此吗？所以，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我们面临的国际挑战，也是压力更加突出。应对得当，对中国是一个机遇；应对不当，对中国就是一个挑战。

 　　我国长期缺乏一种大国的长远的安全战略，自古如此。但是，别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始终是从战略角度思考国家的安全，对中国的包围阴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总之，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其实是更加严峻，而不是越来越宽松。就这点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国家安全意识。

 　　在发展新阶段，如何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应对矛盾重重的挑战？我想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是扭住发展不放松，不断地培养、发展新的增长点，使增长链条不中断，这是我们国家化解矛盾的首要方面。由此，我们就需要注意处理好资源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发展潜力也很大，但是，也越来越受到资源、需求的双重约束，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约束。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极，真正实现集约式的发展，来化解这些方面的矛盾。那些没有成功地跨越这一发展阶段矛盾的国家，往往都是在增长的链条上出了矛盾，发展的链条断了，因此各种社会、政治矛盾迅速地显露，由隐性变为显性。我们在这方面要汲取教训。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点我们要始终扭住不放。

 　　同时，我们确实要重视科学发展的问题。同样，我们不能不考虑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科学发展观也好，和谐社会也好，其实是在我们解决了要不要发展这一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怎样发展，为谁而发展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所以，在发展方面我们既要继续扭住硬道理不放，又要更科学地发展。在理解科学发展观方面，不能够走向片面，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不要发展，不要速度，这是不对的。同样，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片面追求速度，也不对。要正确地处理速度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要在保证必要速度的前提下，追求更好的发展效益，更科学的发展模式，这是理解科学发展观时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解决怎样发展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下力气解决为谁而发展问题，真正使发展的成果为最广大人民所共享。

 　　第二是社会不能乱。要切实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前面已经多次讲到，对我们国家来说，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方面的矛盾不是减少了，而是日益增多。这是严峻的现实。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新的举措来解决。在维护社会稳定、在构建社会和谐方面，我们的任务更加繁重。那些没有成功地跨越关键发展阶段的国家，如果从共性角度来说，都是因为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民主问题方面处理不当而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甚至丢失政权。这方面的教训要深刻地汲取。

 　　第三是经济安全要有保障。经济安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的安全，一个是产业的安全。

 　　金融安全主要是我国的银行体系和人民币汇率两方面的改革矛盾要处理好。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不比那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少，问题的程度不比他们轻。我们之所以没有演变为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是国有金融为主，老百姓对银行的信任始终没有发生太大的波动。在老百姓看来，银行的背后是国家，有国家作保证，银行不会有太大风险。其实这是在传统的体制上的安全观。一旦金融全面开放，当外国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老百姓特别是一些高端用户，就有可能把自己的银行存款从我们的国有银行转存到外国银行，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们的金融体系就会迅速暴露出其致命弱点。所以，如何加快解决金融体系中的问题，是维护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需要国有金融机构提高质量，改进服务，提升竞争力。

 　　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迟早要走向可兑换，人民币迟早要成为一个可兑换的国际性的货币，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问题是在走向这样一个可兑换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对它的把握是否得当，对它的调控机制是不是相应地跟进。我们之所以避免了历史上多次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最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币还不可兑换，它不是一个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国际投机资本难以对它进行冲击。而这方面，随着改革推进，也会逐步改变。因此金融安全的问题不容小视。而金融安全恰恰是经济安全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恰恰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础方面。

 　　人们常常说，一个国家的危机是这样来划分的，首先是金融危机，然后是经济危机，最后是社会危机。当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两者往往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先后顺序。有时候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有时候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必然引发经济危机，从而必然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导致国家的动荡。

 　　关于产业安全，虽然我们大家都说，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是比较强。但我们前面已经发现，我们的产业安全是建立在缺乏自主的技术，知名的品牌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产业安全是不牢靠的。如何来解决这方面的矛盾，是我们成功地实现关键阶段历史性跨越的又一个难点。

 　　我想，我们只要在上述三个关键环节上不发生大的偏差，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能够成功地实现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甚至向更高的水平跨越的宏伟目标。

 　　今年是我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宏观调控进入巩固、完善阶段的关键一年，经济工作重点非常明确。第一是要着力于搞好宏观调控，确保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第二是要着力于深化各项改革，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第三是要着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从今年前七个月的情况来看，总体经济形势良好，国民经济继续朝宏观调控方向发展，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上半年GDP增长了9.5%，七月份的数字基本上还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格局。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1%，投资增长27.2%，零售额增长13%，进出口增长20%以上，都是不错的发展态势，值得肯定。

 　   眼下各方面对经济发展前景非常关心，大家在讨论经济究竟处在什么发展阶段，是上行态势，还是下行态势或是不行态势，所谓不行就是稳定。综合分析各种因素，从长期趋势上来看，下行应当是必然的。从短期来看，眼下经济正处在一个胶着状态，就是上行的力量和下行的力量相互胶着，经济运行在一个平稳、较快的平台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它称之为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所谓转折，就是如果我们对上行的力量采取倾斜的办法，经济可能就会转向一个回升的阶段，或是加速阶段；如果我们对下行的因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任其发展，经济可能就会转到加速下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有的人担心经济再次过热，这当然是需要警惕的，但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关注经济的下行可能，特别要注意防止经济形成过快下行的惯性，避免经济大起之后的大落。

 　　从全年来看，经济发展趋势不会有太大变化。估计还是一个平稳、较快的发展，低也低不到8%以下，高也不会明显高于9%。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就像过山车的说法，可能是太悲观了；那种认为经济会很快地再次加速增长，又可能是太乐观了。全年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可能性较大。

 　　但是，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明年和后年的发展趋势。因为从一个长过程来看，我们不可能维持眼下外贸出口持续30%的增长，更不可能维持巨额顺差的格局，外贸迟早要转向低速或相对低速的增长，进出口也会趋于基本平衡，这是必然趋势。明后年外贸出口很有可能由现在的增长30%转到增长10%左右，或是增长20%以内。也就是说出口有可能从超高速转到快速或较快速度增长。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进口也不可能持续眼下这种相对较低的增长，也必然会进一步提升。所以，从外需角度来说，不可能维持眼下这种高出低进的发展格局，外贸顺差将逐步减少，因此就决定在外需方面推动增长的因素会减弱，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

 　　消费情况，眼下良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从一个长过程来看，如果不注意农民问题，如果不注意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消费减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支撑这一轮增长的汽车热在降温；第二，支撑这一轮增长的住房热也在降温。两大热点都出现新的情况，如果不加以解决任其发展，势必对相关产业带来连锁反应。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隐患。

 　　至于投资，虽然眼下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很高，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投资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两方面的约束，表现在外商投资增速下降，民间投资热度在降温。可以预期，投资也不是一个很乐观的前景。

 　　由此，明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及早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来解决这方面的矛盾，防止经济过快地进入衰减阶段，特别要防止经济形成一种加速下行的趋势。这方面，我们要警惕。一旦形成了下行的惯性以后，再来解决，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虽然当前宏观调控的着重点还是要防止盲目投资、重复投资，防止超出资源、超出环境承受能力的建设。但从一个长过程来看，肯定要把维持内需增长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要从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寻求新的动力，来化解前进中可能存在的发展减速这样一种趋势。

 　　如何来培养内需，如何保持中国经济较长时期的较快增长，我最近提出一些看法，中心思想就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构筑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政策。我在全国人大财经委会议上谈了我的看法。主要观点就是，在十一五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在城乡发展方面，要形成两方面的战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前提下，城市经济要更多地转到市场主导的轨道上来，更多地通过改革，完善体制、完善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使市场真正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政府应当把更多的公共资源转到农村，在农村形成政府主导发展的新格局。所以，我建议有关方面，从明年开始应当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通过政策性的金融，通过其他一切政府可以运用的手段，把更多的公共财力投向农村。集中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基础设施，包括道路、能源、通讯、自来水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可以把每年特别国债的60%以上集中用来投向农村。另一方面，就是运用财政手段集中解决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薄弱环节。要在做好规划的基础上，一个村，一个乡地来推进这样一个建设进程。由此，来培养我们的内需，形成有效的投资，形成一个更好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这既是解决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培养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如果各方面能够在这方面形成共识，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促进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三、关于统计改革与发展

 　　与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相适应，我国统计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很好的发展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好的发展环境来看，第一，是各方面对统计的需求明显增强，统计发挥作用的空间明显增大，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关心和重视统计工作，社会公众关注和需要统计工作，这是我们面临的良好发展机遇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是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其他先进实用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统计手段有了一个更好的改进和发展机遇。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都带来了统计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统计事业、统计技术的大发展。可以预期，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全方位的运用，随着遥感等先进技术的运用，许多原来手工劳动无法解决的问题，将在技术改进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国统计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第三，随着各方面法律、法规的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统计工作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条件更加完善，可以使统计工作更加规范，统计秩序更加得到保障。第四，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有一支在业务上能够办成事，在政治上可靠的队伍。全国九万名统计工作者，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一支可靠力量。所以，完全可以预期，有党和政府的关心，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统计事业必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随着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统计工作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少的。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如何搞准统计数据，如何搞全统计数据，如何针对各方面的需要，提高统计的针对性、有效性，都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我们的统计体制、统计机制、统计思路、统计方法和统计制度，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作为统计工作者，更应当看到我们自身工作的不足。集中表现在我们的知识结构、职业道德建设、统计人力资源的整合和开发、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等方面，都还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增强改革的意识，加快改革的步伐，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前进中的矛盾，突破各方面的挑战，把握住机遇，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

 　　今年，国家统计局围绕着统计改革，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是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调查队体制的改革，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目前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调查队体制改革是整个统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之所以先从调查队体制改革突破，是因为调查队体制改革更容易推动。提升规格，整合力量，加强国家直接调查的能力，提高为地方和中央两个服务的水平，是这次改革最重要的目的。

 　　第二，是国家统计局内部职能的调整改革。主要是加强社会统计、能源统计、服务业调查和国民经济核算。

 　　第三，是调查方法和方式的改革。包括扩大工业企业的网上直报数量；推进抽样调查在工业、建筑业、投资和商业等方面的运用；发挥社会各界专家参与统计咨询和数据质量评估的作用，改革GDP核算等等。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实际，又与国际接轨。

 　　第四是法律方面的改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统计法的修订已经列入议事日程。这次统计法的修改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第一次修改。这部法律将修改得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实际的需要，使它真正成为能切实保障统计与被统计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能进一步理顺统计体制，能维护正常的统计工作秩序，真正管用的法律。

 　　第五是进一步加强统计信息技术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建立元数据库，进一步加强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通过信息化扩建工程，加快信息网络渠道的建设，宏观数据库的建设，设备的更新，人才的培养，以构筑一个更高水平的信息化网络和统计工作新平台。

 　　第六是整个统计队伍的建设，包括统计业务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要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巩固和扩大教育成果，建立和健全永葆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强统计职业道德建设，抓好机关各项建设。今年10月20日左右，将举办全国第一次统计文化建设成果的汇报演出。每个省一个节目，集中到北京调演。通过这样一次文化建设活动，来促进整个统计文化建设，以展示统计人的风采。这次汇报演出的主题就是“风采.统计人”。

 　　总之，整个统计事业的发展，要靠改革、靠建设、靠法制、靠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最后，我代表德水局长，代表国家统计局党组，再次对大家辛勤的工作和对国家统计局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会议取得更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