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1－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4.6%。CPI数据已引起各方面对通胀的关注，对相关的政策有许多讨论。我认为围绕通胀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多个角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否则可能会误导市场和政策。
　　
　　目前CPI水平是价格形成的延续性表现
　　
    许多分析认为，10月份CPI上涨6.5％是通胀的“反弹”。我认为，“反弹”的说法有误。9月份CPI是6.2％，与8月份的6.5％相比环比下降0.3％。有许多解读认为，通胀已经从高位“回落”，开始下降。但是10月份的CPI并没有继续“回落”，所以“反弹”一说就能够对已经“回落”的观点自圆其说。没有“回落”，就不存在“反弹”。根据9月份CPI比8月份下降0.3％来判断“回落”本身不符合经济规律。所有经济现象的出现，都有一个过程，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的积累后，才会出现相应的问题，问题出现后也会有一段时间的延续。特别是宏观变量，一般不会发生突变现象。比如，经济周期变化有时间区间，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定的态势，短期内的起起落落受短期因素的影响，不会改变基本形成的态势。“新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90年代中期受亚洲金融危机从亚洲撤离的资金的推动高速发展，到世纪之交出现周期反应，出现大幅调整。
    通胀的形成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非一日之寒，当然也不可能被控制于“一日之功”。回顾过去历史上的通胀时期，至少半年以上，有时甚至延续几年的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高通胀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9月份的CPI数据比8月份有所下降就谈“回落”的说法，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反弹之说就没有意义了。
　　特别是“通胀反弹”至“10年来的最高点”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可能会造成通胀形势“恶化”的负面印象，误导老百姓和政策制定者对通胀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实际上，10月份CPI上涨6.5％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在我们的预料之中。6.5％不是“反弹”，更不是“恶化”，只不过是价格水平形成的延续性表现，完全符合经济规律。总量经济变量的改变不可能“瞬息万变”，微观市场的调整也有生产周期和季节因素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直到今年底和明年年初，CPI在5%－6％的水平才是合理的经济规律的反应。如果成品油的价格调整的影响传导到位，可能会填补心理调整和价格控制带来的价格水平的调整，更会支持CPI数据保持相应水平。
　　
　　食品价格上涨也是货币现象
　　
    许多分析对通胀的货币现象认识不足。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1月份食品类价格上涨18.2%，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幅度达到38.8％。虽然这进一步印证我上面的观点，微观环节的生产周期使CPI数据会在一段时间内延续相对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胀的货币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一轮价格水平上涨，猪肉的价格上涨显然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是始作俑者也不为过。
    CPI作为价格水平的描述性指标，选取的主要是一般消费品，食品的权重很大。因为一般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对一般消费者的影响很大，对通胀预期的提升的影响很大。历次通胀大部分都主要以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为特征。换句话说，食品价格上涨与通胀水平的上涨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上食品类市场长期以来都属于过剩供给的市场之一，不可能突然出现巨大的供求缺口导致价格上涨。食品市场也不是垄断性市场，一直是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不容易有价格操纵。所以当前食品类价格出现普遍上涨的事实，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比较强烈，也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货币贬值的表现。所以不能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而忽略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经济学对通胀的形成机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说明，通胀与货币供应总量的增长有关。
    从理论上来说，通胀与就业的变化背后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货币供给和需求是总需求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总需求推动价格水平的上涨，必须全面注意所有的原因。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通胀形成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两年滞后的关系。我国被动的货币发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已经两年多，就像石油泄漏在海面上一样，燃烧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猪肉价格的上涨正好满足了燃烧的充分条件，成为原始催化剂。猪肉引起食品价格的普涨，应该是这种催化剂效应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单凭价格控制来管理通胀，可能会错过治理通胀预期转化为真实通胀的时机。
　　
　　对利率治理通胀的作用要加强认识
　　
    对利率治理通胀的作用要在两方面加强认识。一方面，需要更全面分析通胀上涨的原因。如果通胀不单一是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特别是存在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的问题，只有实际利率的提升，才能最终达到通胀预期下降，而不是变成真实通胀的效果。另一方面，利率的调整要达到货币政策预期的效果和影响，微观环境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银行对利率要敏感。利率提升要逐渐缩小利差，使银行自己调整贷款利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减少资金的供给进而降低总需求。第二，企业要敏感。企业要能够从投资收益减少，降低投资规模的角度敏感反应利率的提升，利率提升就达到减少投资需求进而降低总需求效果。第三，消费者要敏感。实际利率的提升，消费者要能够转变刻意多买消费品而推高消费品价格的行为和意愿，使通胀预期不会转变成真实的通胀。
　　这三个问题属于结构性问题，结构性调整没有相应的改善，利率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并且影响利率市场化进程，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管理的效果。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任何政策都有实施过程，特别是利率政策需要累积效应。
　　
　　通过汇率升值缓解通胀要具体分析
　　
    对汇率提升有利于降低通胀的观点要具体分析,理论上来说是对的。汇率升起来，进口品的价格会降下来。但是，是否能够缓解通货膨胀，要看是否能够达到进口替代的效应。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两个问题：
    第一，进口品的结构与CPI结构是否有一定的重合。CPI的构成是一般消费品，我国现在进口产品可能更多是一些原材料、大宗产品和机械设备、粮食、高档消费品等。这些产品与CPI的构成直接重合的并不多，并不能直接产生替代效应。 就算进口产品存在部分国内同类产品，进口品是否能够替代这些同类商品，还要看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是否能够降低比价，而且这些大宗产品的价格现在都呈上涨趋势，人民币升值要超过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才能对国内被替代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否则，反而会推动国内的价格上涨。比如：石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跟随上调，会使几乎所有商品的成本上升，如果传导到最终消费品，CPI不减反升。人民币升值可以多买资源类产品的说法，也应注意前提条件。如果国际石油价格平稳，人民币升值可以达到等量货币购买更多石油产品的结果。但是现在石油在涨价，矿石在涨价，增加购买是在增加需求，可能助推国际石油价格更大幅度上涨。
    第二，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因为要达到进口替代的目的，进口商品一定要具备比较优势。高档商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体现在差异性上，但同类一般商品可能是价格优势更大一些，特别是要替代现在涨价的商品，价格一定要更便宜才能具有替代性。我国一直都是一般消费品出口大国，中国制造大部分也是一般商品，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就是因为具备生产这些商品的比较优势，这正是全球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原因。现在要用没有比较优势的进口商品替代中国制造的同类低端产品，假定进口结构调整，一般消费品进口增加，人民币必须大幅升值来抵消中国在这些产品的比较优势，才能使进口产品的价格显现优势。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大幅调控国内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否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般商品的进口替代达到什么程度，可以既缓解通胀又不影响中国自己产业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大幅升值是否会让许多企业来不及调整而迅速关门。要特别注意，在我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之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具备以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
    我们应该鼓励进口来调整过大的顺差，短期内通过进口一些短缺的商品，比如：猪肉从边际上缓解供求关系也是可行的。通过汇率升值来缓解通胀，上面的两个问题一定要做一些量化的测算，方可把握政策的影响和效果。经济学的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对假设的前提条件的检验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适得其反。
    虽然11月份CPI达到6.9%，但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是均衡的，说明经济从总体上来说是平稳的。不过对存在通胀预期的上升的各项新增因素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背景材料：左小蕾简历

　　教育背景
　　1992年8月 获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博士学位(国际金融，经济计量学)。
　　1988年8月 获美国伊里诺依大学硕士学位(国际金融)。
　　1984—1985年 法国巴黎国家统计学院(经济统计学)。
　　1983—1984年 法国南希欧洲共同体大学(欧洲经济)。
　　1978—1982年 武汉大学数学系学士学位。
　　
　　现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工作经历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
　　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投资项目成本与效益分析，经济预测，投资政策与管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系讲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模型，经济计量模型ARCH类模型在金融市场的应用。
　　美国伊里诺斯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顾问。
　　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趋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等方面做过深入的研究。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