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中国经济也将脱离原有的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原有动力消失：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

　　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
　　国内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国际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但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
　　国际方面，虽然从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世界贸易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已有清晰阐述。从中期来看，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政府与居民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这也会大大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由此，未来至少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
　　国内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了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这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多数人口不能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
　　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就不会再有像本次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十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
　　1、绕过分配环节带来两大难题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
　　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开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
　　这样做的结果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的根本矛盾不会消失，压了钢铁和水泥产能，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的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
　　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实际上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甚远。
　　所以，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政府目前还希望用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但这不可能大到替代原有支柱产业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且还有市场风险。
　　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问题，还带来了两大难题。一是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压力、投资难挑大梁、消费难以提高等因素，宏观调控会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将难以像这次这样迅速反弹，甚至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二是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陷入混乱。危机下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当前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又以“消灭落后产能”为逻辑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并非是主观上向体制性的回归，但是却真正引起了社会上的讨论，认为是一种“保增长”旗号下的体制倒退。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环节实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观调控能解决总供求失衡矛盾，必然会使宏观调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2、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却有体制与战略两方面。
　　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财富阶层，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也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
　　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大家普遍看到和认识到的。目前宏观政策之所以会绕开分配矛盾，也是由于体制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很不好解决。因为历经30年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利益集团。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振荡乃至革命后才发生的。例如西方福利社会的建立，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直至二战后打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被极度动摇，资本家阶级才愿意拿出钱来改善工人的生活与福利，由此来稳定社会和保持总供求平衡。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开始建立，直到本轮经济增长才开始真正从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摆脱出来，在一段时间内“矫枉过正”，收入差距拉开得大一些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就对市场经济体制动大手术，不仅对社会振荡大，而且很容易让“先富阶层”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从而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固。所以，虽然由体制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要纠正，但应当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
　　战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07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算下来，2007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1个百分点。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显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
　　工业化是为城市人口生产商品，因为农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业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倍，到2008年拉开到3.3倍，所以仅占1/3的中国城市人口，却在中国全体居民消费中能够占有超过2/3的份额。反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起飞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也有拉大倾向，但最高不过1.7倍，到工业化后期，农村居民还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是一个先拉开后收缩的过程，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化过程是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
　　在中国则明显是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导致当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费水平的时候，中国的主体居民――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关研究说明，在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要占到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大头。
　　解开中国经济死结的核心，即在于“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3、先存量：将农民工及家庭转化为城市人口
　　应当怎样推进城市化？我的认识是，应当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方向为主导。
　　存量是指已经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2亿农民工，这些人已经加入了城市就业队伍，但因为家在农村，所以在城市身居狭窄的工棚，生活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打工收入则基本上寄回农村的家庭。“先存量”的含义，就是先把这部分已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转换成城市人口。
　　如果按照农村家庭每户4人的平均标准计算，扣除已经长期稳定在城市生活的2000万农村人口，这1亿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进城，就可以增加4亿城市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34%提升到64%。如果把生活在城郊的4000万农村人口也考虑进去，城市化率还可以上升到67.5%。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有加快趋势，大约每年提升0.8个百分点，如果把这4.4亿农村人口进城的任务放到十年完成，就要求未来十年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必须加快到每年3.35个百分点，即比过去十年的速度要快3倍还多。
　　“先存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必须对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进行大规模调整。中国是人均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又不能像日本、韩国这样的人口小国那样把吃饭的来源放到国外，所以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必然会比东亚地区的任何经济体都尖锐。
　　但是一方面中国的可用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浪费，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现有城市的容积率过低，从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相比的“城市毛容积率”看，日本的大城市是2，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分别是1.2和1.6，而在内地，即便是高层建筑最多的上海也只有0.8，到2007年底全国平均只有0.5。
　　如果有4.4亿农村人口进城定居，就等于中国的城市人口要增加1倍，按照目前的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就需要再占6000万亩耕地，而这还没有到头，因为中国的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率还应继续提升到90%，就是还要再增加4亿城市人口，还要再占6000万亩耕地，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必须把中国城市的容积率普遍提升到2以上，如此才能在城市新占耕地面积有限增加的前提下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原有城市围绕提升容积率的改造平行推进，而且是以原有城市不断扩容来承接更多农村转移人口，而不是新建许多新城市的方式进行的。
　　农民进城转变为城市居民，原有在农村占有的宅基地和承包田就必须交出，这样就可以增加继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占用量，从而提高他们的财富水平，使中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农民进城需要住房和社保这两项基本保障，所以国家应以进城农民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为交换条件，为他们提供这两项基本保障，这种“二换二”的模式将把大规模城市化和农村的“新土改”有机联系起来，即在农村中最先允许自由流动的土地，是进城农民交出的土地。
　　对于生活在城郊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由于他们的土地早已以“小产权”形态租给城市各类经济体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中国的“新地主”阶层，对他们转变成城市户口的处理就要有区别，就要用“赎买”方式进行，即不仅要给他们以城市的社会保障，还要以城市商品房所有权来交换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展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会形成类似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那样的大规模城市贫民居住区。这种担心虽有道理却无必要。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大规模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都普遍缺乏资本，所以城市资本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在农村发生的豪强兼并土地，又把大量农民驱赶到城市，所以在城市边缘地带聚集了大量贫困人口，形成贫民窟。
　　但是中国不存在资本不足问题，目前仅银行存差就高达19万亿元，只要中国的农村人口能与城市的庞大剩余资本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现实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具体的做法，作为城市化的启动投入，可以考虑先由政府发行长期城市建设公债，一方面可以用作农民工进城的住房建设来源，另一方面可以用作对城市企业为吸收农民工就业而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补贴。
　　4、再增量：向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决现有农民工进城后，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这里面包括两方面事情，一是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二是构建大都市圈。
　　“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之下，2008年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全部GDP的28%，并且吸收了1.54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
　　“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的初期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可以解决工业与农民进城所必须增加的成本，但是到了以后阶段其弊端就日渐明显。一是占有更多的耕地，企业倒闭后大片厂房也不便于其他企业接手；二是分散式布局导致工业污染物不能集中处理，目前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已经占到45%；三是分散式布局导致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也难以覆盖，已经成为乡镇企业继续发展的障碍。这些情况都决定着乡镇企业迟早必须向城市集中，走回工业化要依托城市化发展的传统道路。
　　如果在乡镇企业中有1亿劳动力是来自于当地的农民工，乡镇企业进城就可以带动他们及其家庭共4亿人进城，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可以上升到90%了。中国的增量城市化应该比存量城市化的步子慢一些。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使存量与增量城市化同步进行。
　　增量城市化的第二重含义，是通过政府规划使原有城市改造、扩容与新增城市建设，引导中国的城市化向建设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平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2%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大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比中、小城市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此外都市圈之所以为圈，是指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
　　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方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方米。从我国看，2003年以来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达到210平方米，其中交通占地人均约80平方米，且交通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增速的一倍以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8.5亿的时候，就会因为再占地就保不了吃饭而搞不下去了。
　　所以，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需求，也是提高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与日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两国的GDP总值都在1.4万亿美元的时候（日本1972年，中国2003年），日本的货运总量只有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生的运输量还不到全部货运量的2%，而高达98%以上的运输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内部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发生的，所以运输距离短、运送效率高、运费低。
　　中国直到目前，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半功倍”。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5、结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城镇化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还需要更进一步，因为此次仅仅是提出要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扩容，而这还不能完全解决需求增长动力问题。
　　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小城镇内地也占2/3。所以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对象扩容，就是主要在内地增加城市人口，但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
　　如果想要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必须首先以沿海的大城市为依托展开，然后再以内地的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大都市圈。我相信正确的道路终究会被大家所认识，以大都市圈为方向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也会在不久来临。
　　
（作者：王建，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