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经济将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常规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 D P同比增速达10.48%。这种高增长也让中国承受了各种高风险的代价。

　　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当劳动力、资金、土地、环保等不再廉价的时候，中国已经离“低成本、高增长”的时代渐行渐远。

　　事实上，当前，出口动力的不足正是红利衰减的印证，以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的全线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出口部门面临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而在汇率争端和贸易围剿中，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贸易顺差走向看，中国将逐渐告别贸易持续、大幅度顺差时代。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也在逼近。根据IM F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 D P达到4382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临界点。从中国的实际问题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是近在眼前的迫切问题，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陷阱”征兆———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效率越来越低，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福利缺失的问题愈发严重，两极分化拉大导致社会中坚力量下沉。因此，在结构主动开始调整，而新的发展支撑尚未确立的现阶段就出现了动力转换的“空档期”。

　　应该讲，经济增速的放缓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国内通胀压力，有利于房地产调控的进行，更能给货币政策减压，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步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有效化解成本压力，顺利度过转型的“阵痛期”，需要更多的“体制攻坚”和“深水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