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弱增长”的大格局下，中国一季度G DP同比增长8.1%，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增幅，凸显中国经济深层次调整的巨大压力。

    通胀压力不减，增长略显疲态，近期不断出现中国经济滞胀和“硬着陆”的声音。从经济基本面支撑的角度看，“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如果延误经济转型的时机，未来随着中国低成本优势的逐步消失，滞胀恐怕就不止是一种“恐慌”了。

    就滞胀的成因而言，一般包括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总成本冲击。但长期看，经济滞胀从来都是供给冲击而非需求冲击。就经济规律而言，滞胀往往是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点而产生的。中国经济还很难摆脱对投资的高度依赖，但潜在增长率的放缓以及要素价格总水平的提高，可能是无法回避的客观趋势。

    从中长期看，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决定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变化过程是平滑、缓慢的，但从趋势上讲已接近或达到拐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依赖于要素的增长，要素红利是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部门的条件下，由于较为丰富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获得优势，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样，中国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资本回报率增长远远高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廉价要素比较优势的减弱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过程。随着劳动力价格重估、环境成本上升、资源供给紧张，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产能过剩，一系列的累积风险将日益加大。成本的全面上涨将使得中国面临高成本阻力。如果不能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又没有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竞争的优势，将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挑战。

    因此，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高成本阻力，增加结构调整的回旋余地，才是根本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