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需加大“稳中有为”的力度，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全方位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发展后劲略显不足，面临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下半年需加大“稳中有为”的力度，重视和防范经济失速风险，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全方位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短期应从需求端着手，保持必要的扩张力度

　　第一，积极培育有效需求，尽快出台既有利于扩大投资又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投资项目。为使经济转入温和回升，还应继续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未来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0%左右甚至再略高一些非常必要。

　　首先，加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到位所造成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弥补历史欠账。着重改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养老康复方面的投资，解决当前人民群众生活中最为关切的突出问题。其次，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节能减排是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结合点。应加大对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发展，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非常规能源发展的支持；抓紧完善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再次，加快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从过去以抑制需求为主，改变为增加供给为主，鼓励增加城市的保障房供给，增加普通商品住宅供给，激活房地产投资与销售，继续发挥房地产对经济发展的正能量。棚户区改造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可以接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选择一些基础薄弱的区域作为国土整治开发的重点。例如，可以制定淮河流域发展总体规划，把加快淮河经济带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发展淮河航运，使之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投资热点和未来经济新增长点。

　　第二，改善消费条件和消费环境，加快释放消费潜力。消费要想替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力量，还需一个较长的过程。短期应着重改善消费条件和消费环境，把消费潜力尽可能地激发出来。

　　首先，稳步推进城镇化。尽快出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和产业转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并逐步实现均等化。其次，鼓励首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的重要选择。因为改善型住房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价格的敏感度相对较弱，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和交易税费优惠，可以释放更多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严格抑制投资性需求的增加，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再次，继续促进汽车消费。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可以借鉴香港经验，大力改善道路交通的软环境，提高通行效率，调整汽车限购政策，释放汽车刚性需求。大力改善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农村县城道路交通硬环境，提高汽车使用便利度，释放潜在的汽车消费需求。为新能源汽车使用提供更多便利，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最后，降低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关税，将消费者吸引回国内消费。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把加强口岸监管和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消费领域。

　　第三，努力扩大对外出口，确保和稳定既有份额。通过支持企业主动走出去加入全球供应链，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来拓展我国对外贸易和开放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此外，还应完善对外贸易环境。运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政策手段来扩大出口规模；进一步减少对外贸企业的审批环节，清理不必要税费，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外贸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国际贸易资讯系统，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加强多边和双边谈判，减少贸易壁垒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第四，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更严峻局面的政策预案与项目储备。未来经济增速如果继续下行，如季度GDP增速低于7%、月度工业增加值低于8%、就业形势更加困难，可适当放松财政货币政策，果断采取减税发债、降息降准、放松信贷等举措，以释放流动性。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应该加大，重点是促进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可以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并增强其对未来的信心；加快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的进度，争取尽快对经济运行产生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政策细则，落实好“营改增”试点工作。未来货币政策应在保持稳健基调的同时，注重增强针对性与灵活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化解过剩产能

　　淘汰和消化过剩产能，应更多强调和运用市场化机制，促进充分竞争，形成市场优胜劣汰、自动调节的有效机制和预防产能过剩的体制基础。

　　一是建立产能利用情况信息发布制度。加强产能过剩行业产能及开工率统一监测，适时向社会发布产业政策导向及产业规模、社会需求等信息，引导投资预期。

　　二是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实行环境容量管理制度，建立区域排污总量严格约束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重点强化“两高一资”行业能耗、水耗、环保等硬约束指标管理，对那些规模小、效率低、污染重，单位能耗高，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的落后产能，应严格关停。使用市场机制和必要的电价、环境容量等经济与行政手段，消减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过剩行业产能。对在建和拟建项目也要进行严格审查，提高准入门槛，加大标准减排力度，鼓励开发应用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

　　三是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科研工作提供适当资金支持，激励企业发展高端产品，淘汰低附加值产品。坚持疏堵结合，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以转型升级和提高竞争力为目标，推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

　　四是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消费增长。从长期看，解决产能过剩必须依靠扩大内需。同时，必须继续通过转变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新市场等方式促进出口的增长。深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通过扩大境外投资、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

　　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将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完成情况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和国有企业业绩管理，实行问责制。

　　加大对扩需求、调结构的支持力度

　　对于上述扩大有效需求和治理产能过剩的重大措施，相关部门应加快出台相应政策，发布指导意见，在财政信贷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逐步形成各级政府加大投资、有关部门积极分摊、民间机构踊跃介入的良性机制。

　　第一，整顿和治理财政金融秩序，对财政资金和货币资金都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无序状况，很不规范。特别是银行利率过高，企业很难承受；银行经营策略总体偏激进，资金链绷得较紧；银行同业业务期限错配、高杠杆、不透明等管理问题持续累积，金融机构利用不同市场的利差进行套利，蕴含着较大风险。应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基本方向，进一步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避免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中央银行应继续控制目前增长过快的信贷及流动性增速，商业银行应主动盘活信贷存量，调整存量结构，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迫使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加快债务去杠杆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也要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

　　第二，加强产业政策与信贷、土地、财税、价格等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合。把有限的要素资源引导和集中配置到先进产能的发展上，并通过配套的财税、价格改革，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落后产能和落后企业退出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第三，大力鼓励和激活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启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是防止经济下行的重要力量。应加快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继续加大力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充分释放民间投资的潜力。当前特别要重点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凡是可形成利益回报机制、可使用市场开发权让渡的准公共产品，都尽可能创造更好条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王  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