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由当年14.2％逐步下降到今年二季度的7.5％。站在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仍是最高的，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阶段，期间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说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在8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关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前景的吹风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共同作出上述判断。

　　两位经济学家同时表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需要清醒地研判和有效地把握，方能缓解经济“换挡”带来的压力。

　　有效需求哪里来

　　要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平衡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王一鸣表示，上半年7.6%的经济增速中，最终消费拉动3.4个百分点，投资拉动4.1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只拉动了0.1个百分点。

　　外需疲软既有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因素，同时也是中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的客观反映。今年6月份，中国进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局面，外需不振让内需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

　　“要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同时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释放有效需求，进一步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王一鸣表示，有效需求首先来自于挖掘城镇化的潜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制定发布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将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并部署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解读了会议精神之后，王一鸣表示，“这是引导有效需求的关键之举。”

　　在王一鸣看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潜能正在释放，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住行、教育、旅游和信息服务加快成长，这些都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第三个方面是增强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要形成有效需求，先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把着力点进一步放在中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上。”王一鸣说，不能不切实际地制定收入增长目标，但可以试探建立一个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使得工资增长或者说职工薪酬增长跟劳动生产力增长同步，这是使消费能够成为经济稳定增长力量的一个重要制度条件。

　　投资增速如何看

　　一个国家投资贡献率的高低，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地根据投资数据判断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0.3个百分点，增速总体比较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在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结构进一步优化，较好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投资增速达到20.1%，而GDP增速只有7.6%。对此，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偏高，但是效率偏低。由于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式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粗放发展和产能过剩的矛盾，将来会加剧经济增速下滑，拖累宏观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

　　“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贡献率的高低，与其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绝不能简单地根据投资数据就进行绝对的价值判断。”王一鸣分析说，目前学者们对中国投资贡献率的看法不一，认为中国应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而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都呈现出高投资的特征。相反，投资率不高、消费率较高的拉美国家，却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宋立也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长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有关，也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有关。当前，我国仍执行竞争性吸引外资的策略，很多海外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吸引下愿意来华投资。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也会带动国内投资的增长。

　　地方债风险怎么控

　　地方政府适度负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要区分危机和恐慌的关系

　　7月18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突然宣布破产引发一片哗然。7月28日，审计署紧急部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让社会各界对我国地方债风险增添了些许担忧。“随着财政收入和土地收益增长明显放缓，加之地方融资平台进入偿债高峰期，地方债风险有可能增大。”王一鸣说。

　　宋立解释说，底特律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下行阶段，而中国的城市都处于上升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地方政府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投资建设都是可以使几代人受益的项目，不能以一届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去衡量。地方政府债务主体是为保证交通、保障性住房等方面而负担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债券都是优质资产。

　　宋立表示，地方政府适度负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要区分危机和恐慌的关系，经常性的问题才可以称之为“危机”，而短期流动性问题只能被叫做“恐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政府性资产和地方国企，不存在经常性问题，目前的偿债压力主要来自于短期偿还和资金错配问题，只是财务风险问题，对应的资产是优质的，不会产生经常性风险和危机。”

　　王一鸣还补充说，中国的地方债最终都形成了实物资产，而不像欧债危机那样都用以借新还旧。但他同时也坦承，地方负债的方式需要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债，而不是去向银行融资。发债方式应该更加透明，风险更容易控制。目前地方政府发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需要长期融资渠道。现在国家也在沿海一些省份进行试点，即通过发债的方式进行长期性投资，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表示，未来国家会对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进行调整。

　　除此之外，王一鸣开出的药方还包括：要摸清地方债家底，搞清楚已有的债务有多大规模，进行分类处置；地方债务一大部分形成了可创造现金流、具备还债能力的资产。有些地方政府有偿债能力，可通过规范来维持其运行；一部分无力偿付的，可以用地方的政府性资产与之进行置换，化解违约风险。

　　改革从哪里突破

　　改革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关键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8月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正式推向全国，这是营改增改革提速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开始。

　　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进展，是我国重点领域改革成果之一。今年以来，我国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步伐，“营改增”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利率市场化改革速度快于预期，推出并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新机制，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以及调整和规范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完善核电上网电价机制等改革方案，脱硝电价政策由14个试点省份扩大到全国。

　　此外，我国还发布实施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支持转企改制；政府职能转变也取得明显进展，国务院已经分两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167项。

　　“这些改革都将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转型，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公正。”王一鸣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快速增长，都与改革紧密相连。

　　王一鸣指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还很多，一些生产要素市场化不彻底，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领域还存在双轨制问题。因此，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应加快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使更多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让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改革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关键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王一鸣说，统筹稳增长和促改革的关系，要根据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寻找改革突破口，同时处理好发展速度、改革力度和社会可承受度之间的关系。

　　王一鸣还指出，每一项改革必定会有受益者，也会有利益受损者，因此，要努力用增量利益带动存量利益进行调整和改革，通过建立新的公平公正的利益机制，倒逼存量利益调整，使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度联系得更紧密。

　　（责任编辑：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