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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珉:“单独二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各地已启动或行将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即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如同其他政策那样,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先紧后松的,在上世纪80年代抓得最紧,往后就逐步放宽,罚些钱就能生第二、三胎。在农村地区,超生第二胎所罚的金额给农民家庭带来负担,但却是他们所能承担的,甚至还可以打折。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孩政策”的背景下,在中国还能看到那么多有两三名小孩的家庭。

  当然,大城市居民、公务员或中共党员队伍中,计划生育的措施还是抓得比较紧。而那些家庭却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接受过较良好教育的人群重叠;而指中国军队中独生子女占七、八成的报导,大概与此也有关系。

  在2011年,中国的人口约13.5亿。而在过去30多年,中国0至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减少,到了2011年为16.5%;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增加了,到2011年为9.1%;反映了中国的所谓人口老化问题。

  15至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74.5%,然后从高位回落。中国劳动人口是指16至60岁的男性和16至55岁的女性,劳动人口在两年后的2012年也开始下降。

  劳动人口是有别于受雇或自雇劳动力;中国城镇有失业人口和农村的剩馀劳动力都属於劳动人口。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就业人口年均增加一般都高于1000万。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中国的城市经济大概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说中国此刻已严重缺乏劳动力是不准确的,但人的成长与生产螺丝钉不一样,婴儿生下来后还要花起码16年光阴才能成为一名劳动力。相信这也是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放宽一孩政策的原因。

  或许人口政策是中国最具计划经济特色的政策工具之一,而放宽政策的受益者是有倾向性的,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是主要的得益者,他们将有较大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家庭计划。

  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富裕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却不一定愿意领那个情。反之,一些教育程度较低和愿意对子女教育投资较低的家长则每每倾向多生、超生孩子,因而生育政策放宽对他们的家庭计划的影响却不大。因此,有关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急剧膨涨的可能性不大,但具体的效应将在若干年后才能体现。

  古代乃至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常叨念着人多好办事,但却可能忽视了另一个概念,那就生存空间。那是小农经济与儒家思想的反映,因为农业生产需要人,而“父母在不远游”则是一种当时的习俗。

  以当前中国的技术、知识和收入水平,适度放宽人口政策触发粮荒的机会是不高的。但当人口增长快于投资,人均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工人平均所使用的资本商品会随之下降,那将影响人均收入。如果收入不增加,消费也难以全面提振,那对经济发展将是无益的。

  (作者是香港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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