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规律和特点，总结了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宝贵经验, 并从供给和需求两大角度研究了“十三五”广东经济增长动力要素，同时就如何促进“十三五”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动力变迁 分析

 

　　广东经济在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步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同时，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新矛盾，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规模扩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研究

　　（一）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依据

　　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理论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二是经济增长会否发生收敛？理论界公认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起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则要到二战以后。一般认为，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其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又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此外，还有诸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创新理论等经济学其他分支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它们都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深入探索。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市场自由，主张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简单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如土地、劳动力与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等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2.哈罗德-多马模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端于哈罗德和多马的研究，他们提出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均衡增长要求该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同期全部储蓄。

　　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由索洛和斯旺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称为索洛-斯旺模型，简称索洛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稳态增长率主要取决于人口增长率等不可控因素，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但是，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时，特别是在技术进步附着在劳动上时，经济就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轨道移动。

　　4.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重视对技术进步、知识外溢、人力资本、R&D、分工与专业化、政府开支等问题的研究。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系统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进步）决定的，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一个经济系统内如果能够通过资本或劳动投入内生出更多技术，那么这一经济体就可以保持长期的增长。因此，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5.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初的一个学派，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强调经济结构分析。它关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刚性、过剩、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性，说明了结构、技术、制度及行为等刚性导致市场-价格机制的均衡作用难以实现的原因。其思路的特色即强调实施工业化、重视资本积累、强调计划化、主张平衡发展战略、重视分配政策的改进等。

　　6.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认为，先前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等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作用，而产权的界定与明晰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故而，政府通过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7.创新理论。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获得潜在的利润，而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

　　综上理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劳动投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自然资源、财政支出、R&D投入、知识积累、经济结构、制度变革、对外开放等均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

　　（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实证分析

　　1.基于要素投入的研究。此类研究一般认为，包括资本、劳动、技术、资源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姚战琪、夏杰长（2005）对中国不同时期各种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其中，投资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为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王德劲（2007）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估计出中国1952-1998年间扩展的索洛模型，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但贡献率不高，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三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仅占 69.11%，其余应归功于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综合要素。毕正华(2007)应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对中国的增长动力进行分析，表明我国1995-2005年间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驱动。温静(2007)综合索洛和卢卡斯模型建立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结论。国家发改委的课题组（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资本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2008年贡献了7.42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在1978-1988年间贡献不断提高，1988年贡献了1.8个百分点，但之后逐步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W”的变化规律，时升时降。

　　2.基于经济结构的研究。此类研究认为，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等与经济增长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夏明（2002）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对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变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81-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刘伟等（2003）通过对北京的经济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这种贡献是通过扩大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和提高资本产出效率的方式实现的。刘庆宝、未良莉（2007）扩展的索洛模型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投资次之，而出口的作用相对最小。李含琳、岳敏（2007）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的高速增长。

　　3.基于制度因素的研究。此类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傅晓霞、吴利学（2003）将制度因素引入 C-D 生产函数，对1981-1999年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巨大的影响。李富强等（2008）的研究发现, 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 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陈华、徐建华（2010）的实证分析认为，制度因素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江浙两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制度借助于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虽然学者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做了不少研究，但因研究角度或样本选择的不同，其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结合广东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展开实证分析，以便更加准确地揭示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规律和特点

　　以下从要素供给、最终需求两个大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归纳经济运行规律和特点。

　　（一）从要素供给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技术创新、结构变动、人力素质提升、体制制度创新等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

　　1.先考虑简化的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采用索洛增长方程的简便方法计算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及技术进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经济增长综合因素分析的基本公式可以表述为：

　　Y=A+αK+βL

　　式中，Y表示GDP增速，A表示技术进步增长率，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L表示劳动力投入增长率，α表示资本投入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力投入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β可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计算，则α=1-β。GDP增速、劳动力增速均可直接从年鉴获得数据，资本投入则没有可以直接获得的数据，只能采用估算的办法获得。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是从生产领域的角度反映全社会资金的投入总量，那么可以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代替消费领域的资金投入总量，这两者相加就可视同全社会的资金投入总量。由于投资和消费数据均为现价数据，需要采用CPI指数剔除物价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可比价的资金投入增长速度。从而根据历年GDP增速、资金投入增速、从业人员增速就可以计算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各要素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1979-2013年，广东GDP年均增长13.1%，估算的全社会资本投入年均增长19.0%，从业人员年均增长2.9%。计算1979-2013年广东GDP增速与资本投入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55，1990-2013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这可以说明广东GDP增速与资本投入增速的相关性比较高，从这两个速度的走势看，也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投入。从索洛方程的计算结果看，1979-2013年，资本投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69.6%，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50%-80%之间；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11.6%，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0-25%之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18.8%，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20%-50%之间。索洛方程的计算结果与直接观察数据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资本投入是过去30多年广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三条曲线呈现不规则的波动，无法得出一个趋势性的结论。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索洛方程计算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指标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准确性也许不是最优，而且技术进步因素是一个综合性因素，既包含了纯技术进步因素，也包括了制度变动、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甚至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中也蕴含了技术进步的因素。表1中各要素贡献率数据出现的较大波动从一个侧面说明测算方法还有待改进。但从大的趋势来说，索洛方程计算结果符合经济发展现状。同时，我们认为接近20%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是偏低，也许接近30%的贡献率是比较科学的。

　　2.进一步细化全要素生产率。按照索洛方程，将除了资本和人力投入之外的因素都归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因素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技术创新、结构变动、体制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效率提高等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通过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整个经济体的运作效率持续提高，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

　　首先，技术创新必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从单个产品、单个企业分析，比较容易测算技术创新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若要测算整个社会的情况则缺乏必要的手段和数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接受技术创新可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论断。衡量技术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R&D占GDP的比例，从这个指标看，近10多年来广东技术投入力度明显在增强，该指标从2000年的1.0%提升到2013年的2.32%。2006年广东8962家工业企业的创新调查显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效果显著，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3.4%，新产品出口额占新产品销售收入的39.9%。以个案看，珠海格力电器就是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的生动例子。2001年格力电器在向日本企业购买技术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卧薪尝胆，花两年时间把日本企业花了16年时间才研究出来的技术研制成功。随后，格力把“技术创新、自主研发”确定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空调研发中心，平均每天7项专利面世，取得了1995年至今格力空调产销量连续位居中国第一、自2005年以来连续位居世界第一的好成绩。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引起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较高的部门，从而提升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的有意识调控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有所下调，第三产业比重总体呈不断提升态势，2013年三次产业比重为4.9:47.3:47.8。从劳动生产率看，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最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接近第三产业，1986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一度超过第二产业，之后出现反复，2003年以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一直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广东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以第一产业为1）为1:5.3:6.4，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二产业的1.2倍。一方面，广东第三产业的投资速度和比重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则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调整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表2 1978-2013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及劳动生产率

年份	GDP结构（%）			劳动生产率（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1978	29.8	46.6	23.6	330	2768	1536
1979	31.8	43.8	24.4	402	2405	1928
1980	33.2	41.1	25.7	496	2533	2216
1981	32.5	41.4	26.1	555	2936	2411
1982	34.8	39.8	25.4	686	3027	2463
1983	32.9	41.3	25.8	701	3319	2497
1984	31.7	40.9	27.4	865	3765	2738
1985	29.8	39.8	30.4	1044	3740	3740
1986	28.2	38.3	33.5	1160	4012	4060
1987	27.4	39.0	33.6	1446	4691	4723
1988	26.5	39.8	33.7	1907	6186	6039
1989	25.5	40.1	34.4	2155	7410	7193
1990	24.7	39.5	35.8	2328	7259	9038
1991	22.0	41.3	36.7	2528	8391	10197
1992	19.0	45.0	36.0	2922	10735	11785
1993	16.1	49.1	34.8	3693	15285	14966
1994	15.0	48.8	36.2	4683	19212	19877
1995	14.6	48.9	36.5	5867	24189	24680
1996	13.7	48.4	37.9	6313	27155	27521
1997	12.6	47.6	39.8	6473	30432	31767
1998	11.7	47.7	40.6	6399	33475	34194
1999	10.9	47.1	42.0	6409	36891	37316
2000	9.2	46.5	44.3	6189	44844	37129
2001	8.2	45.7	46.1	6229	48642	41401
2002	7.5	45.5	47.0	6453	51071	46697
2003	6.8	47.9	45.3	6632	48760	58793
2004	6.5	49.2	44.3	7518	53712	62815
2005	6.3	50.4	43.3	8872	59268	65284
2006	5.8	50.6	43.6	9611	66106	71594
2007	5.3	50.4	44.3	10676	75979	82418
2008	5.4	50.3	44.3	12337	85523	91132
2009	5.1	49.2	45.7	13278	84726	95895
2010	5.0	50.0	45.0	15935	92530	106319
2011	5.0	49.7	45.3	18672	104681	120073
2012	5.0	48.5	46.5	20074	110376	130134
2013	4.8	47.4	47.8	21690	114794	138145

 

　　第三，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等系列教育改革，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同时兼顾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教育，教育资源日益充足，劳动者能够接受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不断增强。广东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1978年的3.07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170.99万人，增加了54.7倍，年均增长12.2%，基本跟GDP增速同步；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8.5年提升到2013年的10.2年；1990年广东小学程度的人口比例为46.6%，2000年以初中以上学历为主，2010年大学专科以上占8.2%，小学比例下降到23.0%。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了经济发展内生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以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广东进入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改革时期，某些领域在全国首创，为其他地方提供改革经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主要成效是目前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改变了单一的企业组织模式，促进了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使经济运行遵循经济规律、符合国际惯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中国3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红利也将继续成为中国未来经济中速增长的基本支撑。

　　（二）从需求角度看，改革开放30多年，消费是拉动广东经济增长的持久、稳定动力，投资的拉动作用总体呈升势，净流出波动较大，拉动作用减弱。

　　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强，贡献率波动较大，但近年有提升趋势。分经济发展阶段看，1979-1993年，广东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2.7%，其中，最高年份1983年为124.4%，最低年份1988年为-2.8%；1994-2008年的贡献率平均为46.3%，有所下降，其中最高年份2002年为68.5%，最低年份1997年为21.8%；2009-2012年的贡献率平均为55.5%，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消费的平均贡献份额最大，投资次之，净流出最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的最终消费率绝大多数年份都在50%以上，也就是这种旺盛的消费需求促成了广东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这种消费需求主要来源于人口的增加、收入的增长和市场的放开。

表3 改革开放以来三大需求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项 目	1979-1993年 平均贡献率（%）	1994-2008年 平均贡献率（%）	2009-2012年 平均贡献率（%）
最终消费	62.7	46.3	55.5
资本形成	31.4	33.3	54.8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	5.9	20.3	-10.3

 

　　2.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波动较大，但总体呈提升态势。分经济发展阶段看，1979-1993年，广东投资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1.4%，最高年份1985年为80.6%，最低年份1989年为-35.6%；1994-2008年，平均贡献率为33.3%，最高年份1996年为52.0%，最低年份1997年为6.9%；2009-2012年，平均贡献率为54.8%，最高年份2009年80.4%，最低年份2012年43.7%。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粗放特征比较明显，经济发展对投资的需求比较旺盛，同时50%左右的储蓄率足以支撑这种资金需求，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四万亿刺激政策绝大部分直接落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上，所以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上升，但这个不可持续。

　　3.净出口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弱，波动也比较大，近年甚至出现负拉动。分经济发展阶段看，1979-1993年广东净流出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9%，其中最高年份1988年为42.8%，最低年份1992年为-21.1%；1994-2008年平均贡献率为20.3%，是三个时期中最高的阶段，其中最高年份1997年为71.3%，最低年份2003年为-13.8%；2009-2012年平均贡献率为-10.3%，其中最低是2009年-45.2%，最高是2012年1.9%，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广东出口形势相对进口大不如前。从1979年以来的数据看，净出口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广东经济发展还是属于“内需拉动型”。这跟广东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并没有矛盾，一直以来广东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比较大，但属于“大进大出”型，既有大量的出口，也有大量的进口，因此净流出规模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当然，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投资增长，刺激了内需增加。

表4 1979-2012年广东三大需求占比及经济增长贡献度

年份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占比	贡献率	占比	贡献率	占比	贡献率
1979	68.3	95.7	25.9	-13.8	5.8	18.2
1980	69.8	71.3	27.5	33.5	2.7	-4.8
1981	66.0	50.5	31.7	56.4	2.3	-6.9
1982	66.8	72.7	32.2	40.6	1.0	-13.2
1983	68.6	124.4	30.9	-12.9	0.5	-11.5
1984	64.6	56.5	33.6	42.2	1.7	1.3
1985	61.0	32.0	41.9	80.6	-2.9	-12.6
1986	63.9	83.6	39.4	15.5	-3.3	0.8
1987	63.3	38.6	38.3	34.9	-1.6	26.4
1988	59.0	-2.8	40.9	60.1	0.0	42.8
1989	63.6	110.8	35.1	-35.6	1.4	24.8
1990	60.9	60.9	32.6	9.5	6.5	29.6
1991	58.5	39.9	33.0	35.1	8.5	25.0
1992	55.7	56.0	40.5	65.2	3.8	-21.1
1993	53.4	50.2	44.9	60.1	1.7	-10.3
1979-1993年平均	62.9	62.7	35.2	31.4	1.9	5.9
1994	56.3	53.8	41.8	36.1	1.9	10.1
1995	56.7	50.2	40.4	40.2	2.9	9.6
1996	56.5	45.3	40.7	52.0	2.8	2.7
1997	54.6	21.8	38.3	6.9	7.1	71.3
1998	53.7	39.8	39.0	43.7	7.2	16.5
1999	55.0	55.5	38.0	21.2	7.1	23.2
2000	53.2	33.8	35.9	25.5	10.9	40.7
2001	52.0	46.2	36.5	48.5	11.6	5.3
2002	54.0	68.5	35.3	22.8	10.8	8.8
2003	54.6	63.6	37.3	50.2	8.1	-13.8
2004	53.9	50.5	38.2	37.2	7.9	12.3
2005	50.8	43.0	36.5	30.2	12.7	26.8
2006	47.5	31.5	35.0	28.5	17.5	40.0
2007	46.7	45.5	33.7	22.8	19.6	31.7
2008	46.7	45.9	33.3	34.4	19.9	19.6
1994-2008年平均	52.8	46.3	37.3	33.3	9.9	20.3
2009	48.6	64.8	37.9	80.4	13.6	-45.2
2010	48.9	53.5	38.5	46.2	12.7	0.2
2011	49.0	49.2	39.5	48.9	11.5	1.8
2012	51.3	54.4	40.1	43.7	8.6	1.9
2009-2012年平均	49.4	55.5	39.0	54.8	11.6	-10.3

 

图1 1979-2012年广东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度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消费占GDP比重虽总体呈下降态势，但始终是三大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最强。相关研究表明，广东人均消费边际倾向呈下降趋势，这直接导致最终消费在GDP构成中比例不断下降。现阶段，广东消费率在50%左右波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78%-79%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内资本积累的增加和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使得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外贸出口的迅猛发展使得净流出占GDP的比重在一段时期内快速提升，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过多依赖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发展模式也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使得广东经济增长极易受国外经济形势的影响，这种缺陷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暴露无遗。

　　以上分析，可以概括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若干规律：第一，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弱化，而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制度创新、人力素质提升、结构优化等因素在内的技术进步的拉动作用在日益增强。第二，高储蓄高投入成就了广东经济30多年的持续较快增长，这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基本一致。第三，国内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经济持续增长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居民消费，而非投资。

　　三、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国际经验

　　（一）从三大需求角度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

　　从最终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所发挥的作用却各有千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后的美国经济发展迅猛，在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准上完成了近代工业化，赶上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其经济增长规模和态势与现阶段中国的状况比较类似。而二战后的日本以废墟为起点，迅速完成了现代工业化进程，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工业化发展模式和产业趋同性也具有与中国相近的特点。因此，剖析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动力结构特征，总结归纳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经济动力的研究。

　　1.投资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强到弱。美国经济在1843-1860年经历起飞阶段后，1900年进入了成熟阶段，而1860-1900年间美国工业投资总额增长了9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7倍，投资的增长在这一阶段中发挥了重大贡献。纵观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1839-1848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储蓄/投资约占GNP的14%，1869年达24%，1889-1898年达到29%。由此可见，美国的投资率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逐步上升到30%左右的较高水平，成为了其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也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1951-1974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9.1%，之后则进入平稳增长期。同期日本的投资率也经历了持续上升再逐步稳定的过程，1950年经济起飞之初的投资率最低为17.6%，之后在1973年达到最高点36.7%，进入经济持续增长阶段后一直到1990年投资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

图2 1950-2003年日本投资率变动趋势

 

　　2.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动力，而消费需求结构的适时转型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美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民间，消费需求是其经济稳定增长的首要动力。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大众高额消费时代的国家，一战后的美国社会开始了由产业经济到消费经济的历史转型。据美国劳工部消费支出调查资料，美国个人消费平均比重和贡献率长期维持在70%左右。2003年的修订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个人消费率基本呈现先降后升再稳步上升的状态。1942-1962年，美国GDP总量从1619亿美元提高到5856亿美元；同期消费率从55%提高到62%。此时，食品、服装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迅速上升的享受型消费支出。之后，1963-1981的近20年间，美国个人消费率基本维持62%左右的水平，同期，美国GDP总量从6177亿美元提高到31284亿美元，增长4.1倍。1960年，日本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消费者革命，实施了包括就业、收入分配、消费信贷、社会保障、城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消费结构转型，缓解出口拉动增长瓶颈，保证日本经济持续增长。

图3 1929-2003美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 2004年2月美国《现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3.外需是经济迅速增长的持续动力。对外贸易在美国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动力。内战后，南北市场的统一提高了美国市场的交易规模，国内市场迅速扩张，同时，与大西洋沿岸各国的贸易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来自世界市场的推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近代工业化基本完成，工业生产占到全球1/3左右，而外贸规模也空前膨胀，成为世界上对外贸易额最大的国家。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能从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原因很多，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阶段的日本对外贸易一直以两倍于世界贸易增长率的速度扩大，产业竞争能力大大提升，全球贸易地位也迅速提高。1955-1973年，日本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0%，大大超过了9.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充分发挥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主要做法

　　1.推进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经济体制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动力结构优化的前提。通过体制变革，完善激励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经济增长的宏微观基础, 将有效地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例如，美国为促进经济增长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如税收优惠、价格保护、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支持研发、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等，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和引导效果，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如，韩国大力推动企业改革, 建立了新的经营机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 增强了企业生产、经营和竞争能力。

　　2.鼓励科技创新。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的制约，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美国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大R&D的投入，重视科技成果在经济上的应用，支持产学研合作，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同样，技术进步也为日本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日本在高度重视技术引进的同时，投入巨资致力于前瞻性技术研发，在尖端产品的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长期居于发达国家前列。同样重视科技创新的还有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还专门制订了《技术开发促进法》，积极培育和推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

　　3.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科技创新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往往是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为保证的。例如，韩国高度重视智力引进、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由政府拨款的奖励计划, 以高出一般水平三、四倍的薪金吸引在美国留学的科技人员回国工作；同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职工教育法和职工培训法, 并采用征税制以强化职业技术训练。又如，新加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积极栽培科技精英。从80年代末期开始, 新加坡每年都把教育预算中的22%用于大学和工科院校，并将培养高级专业化人才放在首位。再如，美国依靠多层次的教育来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1983年，美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基础研究能力的开拓型人才，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4.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机，发挥自身的相对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技术优势，就可以保持经济活力。如，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的工业、贸易、科技和企业政策；同时在大规模对传统产业进行有效技术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不断巩固和加强了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同样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的还有韩国，其产业结构主要经历了四次调整，20世纪60年代是韩国主要发展轻工业，70年代以后转向重化学工业，80年代重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转向创新主导型发展。这四次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韩国经济飞速增长，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四、“十三五”广东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分析“十三五”广东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对广东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判断。根据钱纳里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第三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特征是，制造业内部由轻型工业的迅速增长向重型工业的迅速增长，非农业劳动力开始占主体，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也就是所谓的重化工业阶段；第四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特征是，在第一、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领域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信息、广告、公有事业、咨询服务等。2013年，广东人均GDP达到9453美元，三次产业比重为4.9:47.3:47.8，城市化率为67.8%，人均预期寿命为76.8岁。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标准判断，广东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行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转向“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并开始进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国际化促进市场化，以城市化为载体，加快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着力向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阶段迈进。

　　从增速上看，广东已经从过去30多年年均增速超过13%的高速增长时期转向低于两位数的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长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在制度创新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一旦与已有技术和产业能力相适应的需求迅速成长和释放，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改革和战略实施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较长的中高速增长期。因此，从广东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看，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未来广东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

　　——资金投入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投入速度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降至50%左右。根据以上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70%，未来5-10年广东资金投入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缓。一是现在总的资金量大，增长两位数很难，二是2009年以来的刺激政策需要有一个消化期，“十三五”期间还需要消化前期借贷资金。2006-2013年，广东中外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年均增长15.9%，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开闸放水，2009年广东各项贷款增长94.9%，当年新增贷款2.2万亿，前所未有。近年贷款速度已经有所放缓，2010-2013年贷款分别增长16.4%、13.2%、14.4%、12.8%。从全社会融资规模看，2010-2013年各年广东全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12043亿元、12125亿元、12511亿元、13826亿元，三年年均增长4.7%，速度低于GDP增速。据此判断，“十三五”期间，广东各项银行贷款增速将低于10%，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也将在5%以内，明显低于过去30多年增速。

　　——劳动力投入速度将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预计降至5%左右，作用较弱。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0%，未来5-10年广东劳动力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根据高、中、低三种方案预测，2015-2030年广东户籍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超过6500万人，按中方案测算，2015年广东户籍人口为6549.23万人，2020年为6563.75万人，2016-2020年年均仅增长0.04%。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2015-2030年广东外省籍劳动力规模为8000-8500万人，那么2016-2020年外省籍劳动力大概年均增长1%左右。同时，受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其他省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竞争影响，未来流入广东的劳动力将会逐步减少。因此，预计广东2016-2020年劳动力年均增速约1%，明显低于1979-2013年年均2.9%的速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随之下降。过去30多年，广东因为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流入而使人口结构变得年轻，经济增长获得了丰厚的人口红利，但随之人口老龄化和外来劳动力流入的逐步减少，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依靠劳动力投入获得经济增长已经不现实。

　　——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5%以上。当广东经济迈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后，技术进步因素就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包含技术创新、结构变动、体制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效率提高等因素，具体分析，“十三五”广东技术进步的贡献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技术改造和创新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将不可估量。国际上，经常使用两个指标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从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一个是R&D占GDP的比例超过2%，一个是技术自给率达到70%。按此标准，目前广东已经开始步入创新驱动型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技术改造和创新将有效促进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引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广东将在“十三五”期间加大科技投入，R&D占GDP比例将从2013年的2.32%提升到2018年的2.7%。到“十三五”末，广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将大大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突出。二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2013年，广东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为23.0：41.9:35.1，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21690、114794、138145元/人年，假定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变，如果通过结构调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调整为15.0:40.0：45.0，则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0%。同样的，随着粤东西北发展速度的加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提高全省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三是改革特别是政府治理模式结构的重大改变将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今后广东将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建立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调整行政机构职能与编制配备，放开竞争性环节投资准入等举措，重新界定、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由计划型、管制型、审批型向服务型、效率型、阳光型转变。这将会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促进各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微观经济增添活力。四是人力素质的提升将可化解“人口红利”减弱的负面影响，以“人才红利”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根据蔡昉等人的研究，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高中学历组成上升为全部由大专学历组成，则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66%。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广东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数为8214人，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930人，这既是短板，也是广东未来人力资源质量提升的可挖潜因素。

　　（二）从需求的角度看，投资已不可持续，净流出的作用有限，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新型消费、新型城镇化建设。

　　——持续的投资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经济总量日益庞大、投资增速趋于下行，未来广东经济增长不可能依靠高投入来实现。按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预测，“十三五”期间，广东每年的投资总额将在3万亿元到4.5万亿元之间，这么大的投资，依靠省安排的重点项目是远远不够的，比如2014年全省安排的重点项目投资4500亿元，仅占全省投资的17%左右，那么剩余投资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境外投资等方式，而这些非政府可以调控的投资一般是跟经济发展速度同步，不会太快。这也就意味着“十三五”广东投资增速会低于“十二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下降。

　　——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预计“十三五”广东对外贸易的“大进大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继续维持较低的水平。但随着广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广东服务的净流出份额将上升（2013年广东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约占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0%），从而弥补货物净流出的减少。

　　——消费结构的升级将有力推动经济发展。随着广东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时代，广东居民的消费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升级时期，加上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端信息技术的催化，广东新型消费潜力不可低估，这将是“十三五”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亮点。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实物商品消费需求已得到较好的满足，而用于教育、旅游、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将大幅增加，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公共服务的购买支出也将实现较快增长，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居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需求将快速增长，农村居民消费对总消费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十三五”时期，广东消费率将保持当前上升势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新型城镇化是刺激内需的关键，将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随着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交易成本降低及交易效率提高，聚集经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增长。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城市通过其聚集效应，以优势的环境与条件将众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吸引到城市，使得各种要素集聚于城市，城市成为各种要素的集聚中心。同时，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由于在技术、资金、管理、观念、生产体系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以产生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的空间不断向外拓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广东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广东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3个百分点，未来10年广东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0.8-1.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达到2-3个百分点，城镇化将是广东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泉。

　　五、促进“十三五”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新世纪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经济发展的成本日益提高，“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大环境的趋紧促使广东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站在“十三五”的门槛前，广东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难，破解这种困难，唯有转变思路，以新思路创造新动力，坚持“五要”，即：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动力，向结构要动力，向转型要动力，向质量要动力。结合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再创体制机制改革新优势。要发挥广东先行先试、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再创体制制度改革新优势，通过改革释放体制机制红利，推动经济增长。新一轮的改革，要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优化各种资源配置，审核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深化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第二，以创新驱动发展和转型升级“双轮驱动”为经济增长提供最强大的动力源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要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必须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唯有这样，创新才有动力和效率。要重点推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借助这些机构孵化科技企业、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为企业提供技术升级服务。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帮扶引导作用，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突破一批重大科技专项，推进一批产学研合作重点项目，建设一批重大研发基地，完善一批小微民营科技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孵化器，探索金融、科技、产业深度融合路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技术创新。推动转型升级，要以若干重大产业带和平台为中心，坚定不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包括广州、深圳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珠江东岸电子信息、高技术产业带，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带，钢铁、石化、核电等能源资源产业基地，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中新（广州）知识城、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等重大平台。

　　第三，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源泉。通过培育网购等网络新业态促进消费，打造一批行业性、综合性电商平台，积极抢占电商发展新空间。要刺激信息消费，实施宽带广东工程和光网城市工程，推进无线宽带发展，积极拓展4G应用范围和领域，发展家庭视听一体化系统，推进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商务等物联网示范应用。要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水平，强化安全保障措施，促进居民将旅游作为常态消费方式。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等消费新业态。同时，要建立健全各种保障机制制度，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让百姓有钱敢花，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四，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更持久增长动力。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总要求稳妥推进广东城镇化。一是以稳为基调，不急于求成冒进。城镇化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不切实际的推快拔高都不符合客观规律。因此要制定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规划，规划多极多层次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二是以人为本建设高质量的城镇。城镇的发展以人为载体，为人服务，如果不能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城镇化发展就会失去意义。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建设理念，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构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有序的城市有机系统。三是统筹推进城镇化建设，既要集聚人口、发展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也要加强教育、加快创新、加强社会保障、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等，确保建设适合人居的城镇。要努力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四是遵循客观规律，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城镇化。政府主要起规划和引导作用，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去实现。

　　第五，进一步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拓宽投融资渠道，在保持省财政资金对重点项目的适度投入的同时，要创新融资方式，大力推动企业发债，发展电商融资平台，发起各种股权基金、债权基金，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释放民资活力，提升全社会资金利用效益。重点要推进直接融资平台建设，降低整体储蓄率，让社会资金更好地流动起来，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第六，全面改善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一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本省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同时以发展潜力、较高报酬等优势吸引外省劳动力入粤。二是推进制造业的现代化生产，以机器和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实施劳动力替代，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弥补用工短缺问题。三是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制度安排等措施大力开发本省劳动力资源，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生产率。

 

　　参考文献：

　　[1]高薇.浅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70-73.

　　[2]郭熙保.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历程[J].当代财经,2001(4): 18-21.

　　[3]姚战琪,夏杰长.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5(l):58-67.

　　[4]王德劲.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数据统计与管理,2007(1):68-73.

　　[5]毕正华.基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44-47.

　　[6]温静.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07(l):138-139.

　　[7]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动力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2(43).

　　[8]夏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6-18.

　　[9]刘伟,李绍荣,黄桂田.北京市经济结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1):23-30.

　　[10]刘庆宝,未良莉.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7(12):257-258.

　　[11] 李含琳,岳敏.1981-2005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力的结构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 (10):34-39.

　　[12]傅晓霞,吴利学.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1):7-14.

　　[13]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J].经济研究,2008(4):53-65.

　　[14]陈华,徐建华.制度因素对江、浙两省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2010(5):71-79.

　　[15]杨万平,袁晓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外资与内资比较[J].统计与决策,2008(2)129-131.

　　[16]黄映川.未来广东人口发展前景展望.广东统计报告,2013（42）.

　　[17]蒲晓晔,赵守国.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2011(1):46-50.

　　[18]樊莹.亚洲“四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J].外交学院学报,1997(1):55-59.

　　[19]曹成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特区经济,2010(5):89-91.

　　[20]卞靖.结构转型：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专家论坛:44-47.

 

 

 

　　

　                                                                      　供稿单位：综合处

　　                                                                      撰    稿：王文森 严洁 谢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