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支出法角度出发，通过分析1979-2013年广东三大需求变化情况，并与亚洲四小龙进行对比，指出广东三大需求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总额 经济增长

 

　　一国（或地区）的生产总值可以通过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获得，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部分。前两部分称为内需，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称为外需。由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对一个国家才有的概念，在地区核算中使用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反映其他地区对本地区货物和服务的需求。1978年以来，广东经济增长中内需占主导地位，尤其是消费需求。但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广东消费率还处于较低水平。分析广东三大需求，对于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广东三大需求结构变化情况

　　（一）消费率最高，整体呈“震荡下行”发展趋势。1978-2013年，广东三大需求占GDP比重中，最终消费始终最高，年均比重为57.0%。消费率最高年份1980年达69.8%，最低年份2008年为46.7%。纵观三十五年广东消费率发展趋势，整体呈“震荡下行”发展趋势，以2008年为分水岭，1978-2008年，消费率震荡下行。2009-2013年，消费率有小幅回升。分阶段看，1978-1993年，广东消费率逐年下降，从67.0%下降到53.4%，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1994-2003年，广东消费率变化相对稳定，基本维持在55%左右，年均消费率为54.6%。2004-2008年，消费率进一步下降，从53.9%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为46.7%，年均下降1.8个百分点。2009-2013年，广东消费率开始逐渐上升，2013年达到51.8%，年均消费率达49.9%。

图1  1978-2013年广东三大需求占GDP比重

 

　　 

　　（二）投资率稳步上升，增速波动幅度收窄。1978-2013年，广东投资率从28.2%上升到41.9%，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与消费率相同，投资率表现出阶段性特点。1978-1993年，广东投资率从28.2%波浪式上升至1993年的44.9%，是35年来广东投资率的最高值，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1994-2008年，广东投资率缓慢下降，从41.8%下降到33.3%，年均下降0.6个百分点。2009-2013年，广东投资率稳步上升，从2009年的37.9%上升至2013年的41.9%，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

　　资本形成增速波动幅度逐渐收窄。分时期看，1978-1993年，资本形成增速最高年份1985年为53%，最低年份1989年为-7.4%，增速波动系数为16.2%。1994-2008年，资本形成增速最高年份为2003年21.0%，最低年份为1997年1.8%，增速波动系数为4.6%。2009-2013年，资本形成增速最高2009年达22.9%，最低2012年为9.0%，增速波动系数为4.5%。

图2  1979-2013年广东消费和投资增长速度

 

　　（三）资本形成总额增长快于最终消费增长。1979-2013年，广东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速为13.9%，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11.8%，投资增速比消费增速高2.1个百分点。分时期看，除1994-2008年，投资年均增速略低于消费年均增速外，其他时期年均增速投资明显高于消费。1979-1993年投资和消费年均增速分别为16.1% 和12.3%，投资比消费高3.8个百分点。2009-2013年投资和消费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4.8%和10.7%，投资比消费高4.1个百分点。

 

表1  1978-2013年三大需求增长速度（%）

　　（四）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比重以2008年为分水岭，呈“前高后低”走势。1978-2013年，广东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比重从4.8%上升至6.3%，最低年份1986年为-3.3%，最高年份2008年为19.9%，平均比重为6.5%。分阶段看，1978-2008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比呈现震荡走高的态势，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随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国际出口贸易带动的广东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2009年以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掉头一路向下，降至2013年的6.3%。

　　从增速上看，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变化较大，受外围经济变化影响表现出明显不同特点。1979-2013年年均增速为17.0%，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4.1个百分点。分阶段看，1979-1993年，年均增速为14.0%，比同期GDP平均增速高出0.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对外贸易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加快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广东货物和服务净流出迅速发展，1994-2008年年均增速29.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速（13.1%）。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广东货物和服务净流出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2009-2013年年均增速为-6.8%，比同期GDP年均增速低16.5个百分点。

　　二、广东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有消费驱动型模式和投资拉动型模式，前者主要是体现在市场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后者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不够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广东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和投资拉动，其中消费占主导地位。

　　（一）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但呈下降趋势，近年开始提升。1979-2013年，最终消费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4.3%，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6.7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1979-1993年，广东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2.7%，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7.7个百分点。1994-200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消费的年均贡献率为46.3%，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6.1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消费的贡献率明显回升，2009-2013年的贡献率平均为53.2%，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5.2个百分点。

 

表2  1978-2013年广东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

项目	1979-2013年	1979-1993年	1994-2008年	2009-2013年
最终消费贡献率（%）	54.3	62.7	46.3	53.2
最终消费拉动率（%）	6.7	7.7	6.1	5.2
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	36.0	31.4	33.3	57.7
资本形成总额拉动率（%）	5.1	5.8	4.4	5.5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贡献率（%）	9.7	5.9	20.3	-10.9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拉动率（%）	1.1	0.4	2.6	-1.0

 

　　（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稳定，近年出现较大反弹。1979-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6.0%，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5.1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动力。分阶段看，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1979-1993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1.4%，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5.8个百分点。1994-2008年，这一贡献率上升至33.3%，比1979-1993年提高1.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4.4个百分点。2009-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反弹，达到57.7%，比1994-2008年提高24.4 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5.5个百分点。

　　（三）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波动大，甚至出现负拉动。1979-2013年，广东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7%，拉动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分阶段看，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稳定，波动较大。1979-1993年，广东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9%和 0.4个百分点。1994-2008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所增强，年均贡献率为20.3%，拉动经济年均增长为2.6个百分点。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2013 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急剧下降，贡献率平均为-10.9%，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1.0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三、广东三大需求与亚洲四小龙比较

　　广东与亚洲四小龙同属中华文化区，经济结构相似，外贸依存度高，经济发展迅速。广东经济总量在1998年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香港，2007年超过台湾，对韩国形成追赶之势。在三大需求上，广东与亚洲四小龙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各具特色。

　　（一）广东三大需求比重与亚洲四小龙发展轨迹基本一致，消费率高于投资率。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看，随着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提升，投资率变动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过程，在工业化结束之后，投资率将趋于稳定, 整个变化轨迹似一条平缓的“倒U”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与投资率相反，呈现平缓“U”型曲线。

　　分析香港、韩国、新加坡1970-2012年，台湾1997-2012年数据，广东三大需求发展轨迹和香港、韩国、台湾保持一致，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最高，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位居第二，净出口占GDP比重最小。但新加坡三大需求比重发展轨迹呈无规律变动，1970-2002年符合此前规律，2003-2007年净出口比重超过资本形成总额比重，2008-2012年，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和净出口比重表现出无规律特点，二者时有交叉。

　　（二）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中，广东始终处于较低水平。1970-2012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68.3%、57.6%和69.4%，同时期的广东为60.0%，比香港和韩国分别低8.3个和9.4个百分点，高于新加坡2.4个百分点。1997-2012年，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69.3%、72.5%、51.3%和67.7%，广东为51.3%，与新加坡持平，分别比香港、台湾和韩国低18.0个、21.2个和16.4个百分点。从最终消费率发展趋势看，台湾的最稳定，波动最小，除2007年（69.9%）在70%以下，其他年份均高于70%。香港最终消费率围绕70%上下波动，最高年份2012年为72.8%，最低年份1989年为62.0%。新加坡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从1970年的79.0%下降到2012年的48.9%，年均下降0.7个百分点。韩国最终消费率表现出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从1970年的84.6%下降到1988年的59.9%，此后波浪式上升，到2012年为69.3%。

 

表3  主要年份广东及亚洲四小龙最终消费率（%）

 

	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韩国	广东
1970	71.9	---	79.0	84.6	75.9
1978	70.3	---	67.4	70.2	67.0
1980	65.7	---	60.8	75.4	69.8
1990	64.3	---	54.9	62.4	60.9
2000	68.0	72.2	52.8	66.7	53.2
2005	66.7	72.9	50.6	67.7	50.8
2006	66.6	71.2	48.9	69.0	47.5
2007	67.9	69.9	46.6	69.1	46.7
2008	68.8	72.7	50.4	70.0	46.7
2009	70.7	73.7	49.4	70.1	48.6
2010	70.7	70.6	47.7	67.8	48.9
2011	72.0	72.6	48.5	68.4	49.0
2012	72.8	72.7	48.9	69.3	51.3
1970-2012年平均值	68.3	---	57.6	69.4	60.0
1997-2012年平均值	69.3	72.5	51.3	67.7	51.3

注：香港、新加坡和韩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台湾数据来自《2013台湾统计年鉴》，本表经过整理。

 

　　（三）广东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偏高。从1970-2012年数据看，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26.2%、33.8%和31.0%。广东为34.1%，均高于前三个地区（国家）。从1997-2012年数据看，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24.4%、22.2%、25.5%和29.4%，广东为37.1%，均高于亚洲四小龙。分阶段看，1970-1990年广东投资率处于较低水平，年均投资率为30.2%，介于香港（26.5%）和韩国（30.4%）之间，远低于新加坡（40.0%）。1991-2012年，广东投资率远高于亚洲四小龙，年均投资率为37.9%，分别比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高12个、15.7个、10.1个和6.3个百分点。

 

图3 1970-2012年广东及亚洲四小龙投资率（%）

　　 

　　广东投资率偏高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受传统观念及政府主导投资的体制性冲动的影响，投资金额不断提高，投资项目不断扩张。在经济发展初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但是，随着广东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的边际效益将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如果还将经济增长的主要着眼点停留在投资扩张上，只会带来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消费，但消费的作用出现波动，特别是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广东的消费率仍处于偏低的水平。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表明，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会加速升级，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广东经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人均GDP接近万美元大关，已迈进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钱纳里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消费率77%相比，广东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需要调整完善广东经济增长长效机制。

　　四、几点建议

　　（一）转变消费观念，建立促进消费的宏观调控模式和机制。政府要树立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的观念，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积极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实现次高速经济增长下投资与消费协调发展。加强舆论导向和政府指导，倡导居民适度消费，告别节衣缩食的消费观念。同时，建立有效的调控模式和机制。一是转变政府过度依靠投资发展经济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更多的依靠扩大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促进支出结构向消费倾斜。二是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支持消费的比重，在保持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同时，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在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同时，增加促进居民消费的支出。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的积极作用，更多地把财政资金用于消费领域。

　　（二）提高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决定支出，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消费需求才有扩大的前提和条件。支持居民通过劳动、技术、知识等要素增加收入。努力营造就业、创业、兼业的良好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鼓励支持各类人群通过提供家庭服务、社区服务、市场服务等增加收入。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主要依靠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投资收入，因此政府应当实施积极的资本市场政策和综合措施，加快基础性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引导居民资金进入并获得合理投资收益。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上，首先要加强对初次分配的调控和监管，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加大对劳动、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过程的支持和保护，加强对资本、管理等要素主导分配过程的调节和监管。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制度，促进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时，完善国有企业高管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制度，建立健全对垄断行业、垄断企业收入监管制度。其次加大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进一步运用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提高低收入居民收入，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新型消费的重大作用，不断提高消费中的文化、科技含量，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和现代商业，发展连锁经营和大型超市。规范网上购物、电话购物、送货上门等新兴营销方式。加快城市通信、互联网设施建设，引导居民扩大电信消费。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农村消费市场设施和商业网点建设，拓宽消费品进入农村的渠道，改善农村消费条件。

 

 

　                                                                       　供稿单位：国民经济核算处

　　                                                                       撰    稿：杨少浪  赖晓燕